有說順治二年 (1645) ，清代御廠復窯，唯文獻有載，燒製始於順治八年；明代御廠之「匠籍」制度此時亦隨之終結，所有陶匠理論上都是僱員，費用由中央負擔，但實際上燒造經費都仍沿明代的「科派」制度，所有燒造費用都分攤到地方官府、官員、窯戶、窯頭身上，而在政府財政支出中，還有此專項。例如康熙十年燒造祭器係用正項錢糧；十九年十月燒造起至二十五年完工共燒成瓷器152,000 餘件，動用了江西藩庫正項錢糧10,300 餘兩。康熙仍然無法把御窯的燒造費用從地方財政中分割出來。 至於經費之銷算，康熙十九年規定「每製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即不論正品、次品、淘汰品，一律全部如數報銷。由於康熙時期對落選的次品不加管理，或破損遺失，或散置廠庫內雜用，甚至無用，間接使產能和產值無法核算，財政弊端很多。

此情况到雍正六年才有改善。事緣雍正六年督陶官年希堯與協辦唐英，將次色腳貨，按件酌估價值、造成黃冊，於每年大運之時一併呈進北京，交貯內務府，在京變價，或留備賞賜。此處理落選品回本平衡公帑支出的新制度，一直實行到乾隆七年，唐英在當年十二月十二日接到造辦處指示：「嗣後腳貨，不必來京，即在本處變價。」。但唐英不放心，認為黃釉器及繪有五爪龍紋等器皿，代表皇家、皇權，未便以次色變價，致本處窯戶偽造，以紊定制。所以奏請將選落之黃器及五爪龍器等件，照舊送京。但乾隆皇帝卻朱批曰；「黃器如所請行，五爪龍者外邊常有，仍照原議行。」所以自乾隆八年以後變價歸公的次品，沒有黃釉器在內。 乾隆是瓷癡，親自介入整個御窯生産流程，包括設計、燒製、品貿管理與及交貨期等，尤其關心成本控制，對於御窯管理不善，也很不滿意，曾硃批乾隆六年唐英呈奏的《遵旨敬謹辨理陶務摺》：曰「不但去年，數年以來，所燒造者遠遜雍正年間所燒造，且汝從未奏銷。旨到可將雍正十一、十二、十三年等，所費幾何？所得幾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費幾何，所得幾何？——查明，造冊奏閱備查，仍繕清單奏聞。」本來唐英本意是上摺謝恩的，沒想到招了乾隆一頓訓，後來唐英雖然稟覆了，但乾隆不滿意答覆，在乾隆八年時以他在乾隆元及二年伒所督造的瓷器，品質和紋樣都不好，破損又多，罰唐英賠了2,164両5錢3厘3絲5忽2微。這金額的零星7位尾數，精細到達1,000萬分之1両，表面好像有以儆效尤的味道，但其實是按清代賦税習慣，以微細補紕漏，繳付時見厘成分，唐英應該實際是賠了2,164両5錢1分。 —窯的次色率和焼製費用的比例，唐英曾言：「計次色腳貨及破損等數幾與全美之件數相等。」又云：「上色十中難得四五。」那麽就是說次色與破損50%，成品率50%。但清代燒造御器規定破損率不得超過20%，然則次色瓷佔燒造件數的30%了。 御廠次色瓷器就地變價的價位，參看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的「總管內務府議覆，奉旨：減三成變繳之例。」規定了每年將次色瓷器按原燒造價減三成即按70%變價繳進，這一規例沿用至宣統二年。 次色瓷佔燒造件數的30%，變買得價是30%的70%，即得價是工本費的21%左右了。但卻又不盡然，原來大運瓷器每年有定額，為適應額數，御廠常以次色充上色。同時，在水陸運輸途中，難免有滾碰傷損，所以有隨解備用二成或三成的慣例。例如光緒十七年「大運琢器正用八十件，備用八件」、「圓器正用一千二百四件，備用二百三十八件」。備用琢、圓器各為正用的一成和二成。對照《同治九年分大運琢圓瓷器清冊》和《同治九年分琢圓瓷器變價清冊》，可知備用瓷器都不計入上色，以次色備用，雖然計入變價銀值，但因次色瓷作備用大運了，沒有投入民間市場。 如此算來，正貨50%，破損20%，以次色充上色備用20%，次貨散於市場大約10%，甚至有時正貨不足，以次色充上色備用多了，可能只得變價銀值虛數，無一件投入市場變賣。 次色瓷器變價，基本上不可能在御窯擺攤自賣，而是「傳集瓷店行戶公同估計，量物作價，許其隨處變價」。所以瓷價並非真的按照原工本費的70% 發賣，而是隨市價賣。但一下子大量次色瓷在市場上發賣也不容易， 因為雖然是官窯瓷，但始終是有瑕疪的次品，而且價錢卻不便宜，式樣又非民間通行的常用器皿。所以歷年積壓，原器雖存，價值未繳，積壓越多，銷售愈難。另一方面，御器次色流入民間，實不可能禁止民窯低價仿造正品競爭市場，令御廠次色更難銷售，變價銀兩亦不能按年清繳。如乾隆七年至十四年這八年內的變價，直至乾隆二十年才清繳。但乾隆十五、十六這兩年的次色變價遲至乾隆十八年便已清交了。 至於有清一代有多次色瓷流入民間，我手邊沒有足夠的資料去計算，也不想作無謂臆測。將來總有機會梳理清了，再向瓷友報告。 圖：作者提供（頂圖為弘治黃地青花梔子花卉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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