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搭民燒」制度始於明代宣德、正統期間，至嘉、萬年間更盛。明代御器廠屬工部營繕所管轄，每年通過工部發放的燒造瓷器任務稱為「部限」。但由於宮廷需要，常會加派燒造任務，這種額外的訂單，稱為「欽限」。「部限」瓷器，由御器廠廠方完成，而「欽限」瓷器，則由御器廠和民窯共同負責，或全部由民窯負責。這類瓷器屬一般的宮內日用瓷器，因為數量超過御器廠能負荷的生產力，所以外派予民窯分擔燒造任務。

北京故宮藏順治十五年青花人物紋盤三款

這種本來是權宜之計，後來竟然變成了一種制度。「欽限」瓷器，由御器廠以外發加工形式外判，其形式正如後來乾隆時期的《浮梁縣志•陶政》中所載：「部限瓷器，不敢散窯。欽限瓷器，官窯每分派散窯，其能成器者，受囑而釋之」。制度上會將比較難燒製的「欽限」瓷器，委派給燒造技術較好的民窯，佔用窯內最好的窯位燒製。御器廠對成品會進行嚴格檢驗，次品就令民窯賠補，或著令回購御器廠相關品種瓷器來頂替。

北京故宮?順治黃釉暗雲龍蓮瓣盤正背面

迄清順治，官窯生產時停時產，所以官窯瓷器並不多見。按清葉夢珠《閱世編》載：「順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較甚於舊，而價逾十倍。」當時景德鎮仍舊沿襲明制，採取「有命則供，無命則止」的官搭民燒制度。此舉也間接把民間瓷業發展起來，甚至形成民勝於官的狀況。所以現在傳世的順治瓷器大多數是民窯產品，可能包括皇室專用瓷器在內。

按《景德鎮陶錄》內載：「順治八年，清室開始研習明代宮廷舊制，下令燒造黃龍碗。」今日傳世順治瓷器中，署「順治年製」或「大清順治年製」底款之御用黃釉器，可能就是這種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官搭民燒製品。這外發生產制度不僅為順治解決陶瓷生產問題，同時也為康熙瓷器製作奠下基礎。

順治時期的瓷器，原料和工藝都不夠精細，胎體比較粗糙厚重，白度不高，修坯又不精細，器物底足部位多不施釉，工匠修足留下跳刀痕。從北京故宮藏的幾件順治瓷器大概可以表達出這個狀況。

北京故宮藏順治五彩瓶三款附器底圖

迄康熙十九年 (1680)，清軍平定三藩之亂，御窯復窯，同時亦延續官搭民燒制度。當時御窯廠負責完成了製坯成型的工序，只付費予民窯中搭燒而已。清代的御窯廠規模較明代時小，亦革除了明代繇役擾民之弊端，但最主要的是御窯廠並無壟斷御用瓷器的生產，而是利用民窯的生產力，官、民互惠互利。

康熙茄皮紫釉暗花雲龍紋盤

及後唐英為乾隆督陶官時，實行的官搭民燒制度則較前更為穩定和更有效。據唐英《陶成記事碑》載，當時御窯廠只負責製坯成型和器皿表面裝飾，而燒製則由民窯完成。御器廠給搭燒窯戶的酬金，與當時市價相等，燒製出窯瓷器，不論驗收是上品還是下品，均按上品工價給費。窯價公發之外，尚添增酒食，因此窯民樂趨之，所謂「仰給窯者日數千人，窯戶率以此致富」。

其實當時官搭民燒已經成為御器生產的一種正常方式，御窯廠逐步衍化成為瓷器設計中心，後續的生產、燒製由御窯、民窯相輔完成，形成合作關係。御窯廠作為研發中心和工藝技術指導，實際燒造有民窯分擔，如此一來唐英則可專注把全部精力配合乾隆的旨意，把清代瓷器推至最高峰。

北京故宮藏乾隆青花二款

原圖 :作者提供（頂圖為北京故宮藏康熙八學士圖筆筒(左) 及聖主得賢臣頌筆筒(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