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工程一再延誤，而且嚴重超支接近200億，引起社會譁然。

其實，何止高鐵超支，港珠澳大橋(超支55億)、沙中綫(超支41億)、蓮塘口岸(超支87億)、西九文化中心(超支250億)等都無一倖免。而機場第三條跑道，更尚未動工已需提高工程預算，現時的預期造價，已比2010年的預算高500億。

公共工程超支的情況，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通常，經濟環境不好時，政府就會藉投資公共建設去刺激經濟。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物價與工資水平都比較低，導致工程預算亦容易偏低。到工程開工的時候，經濟就逐步好起來，工資與建築材料都上漲，工程自然超支。

此外，大型工程常有同一工種同時開工的情況；譬如，要拉電綫的時候，同一時間需要很多拉電綫的工人，令工資上升的速度更加離譜。一般私人的小工程，由於分散在不同的時間開工，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而一般公共工程，當初為了爭取社會支持，有關官員及承建商都會傾向壓低工程的預算。但工程上馬後，承建商就會以各種理由要求補償；裡面的真真假假，外人不容易判斷。

政客多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擾擾攘攘，他們其實是在造秀，並非真的想為市民節省公帑。當初若非他們阻撓工程進行，工程根本不用承擔這麼高的通脹代價。再者，他們除了懂得謾罵之外，根本沒有識見，不懂得事前堵塞合約的漏洞，更不懂得找出問題的根源，令社會可以不用一再付出同樣的代價。

回歸以來，公共工程超支的情況似乎比港英年代嚴重，原因是政府今天的定位已變，社會要求政府更加問責，不容政府把公共工程與地產發展項目混在一起招標。

我相信，在英治年代，地鐵的工程一樣會超支，但當年市民並不會太上心，因為超支不必動用公帑，而是由地鐵公司自行承擔。地鐵公司之所以願意包底，因為政府把地鐵沿綫的地產發展權也一起讓地鐵包了，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只是把高鐵的興建合約給了港鐵。地鐵在地產項目有錢賺，才有能力承擔工程上的超支。但港鐵沒有與高鐵有關的地產收益，工程的超支費用唯有要求政府按合約填補。

把地產項目與公共工程混在一起，雖然好像帳目不清，卻可以令承包公司以更積極的態度去監控工程成本，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按合約追討賠償。

只可惜，現時社會上的主流聲音似乎都不太贊成這種混合式的公共工程承包方式，認為會造就地產霸權，推高樓價，最終會令小市民受苦。然而，如果講實效，之前的模式似乎比現時的由議員監管更為有效。以西九文化中心為例，如果當初交由地產商承包，不但不用超支250億，而且很可能已可以提供設施供市民享用，香港的文化發展可能已得益不少。

原文載於今日《am730》，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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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NOW新聞台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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