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中國全面進入工業化社會，出現了一批新的職業管理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 這批精英階層的出現，令中國的生產力大增，間接協助中共交出了一份亮麗的政績，人民的物質生活因而得到持續的改善，在一定的程度上鞏固了中共在大陸的管治地位。 可是在另一方面，要管治中產階級卻遠比管治農民困難。中產階級收入較高，不用把所有的精力耗費在謀生的需要上，所以有閒暇作獨立思考，有較強的自我意識，渴望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中產階級這種個人自覺能力，很容易對中共那種集體主義的管治方式產生抗拒。 毛澤東在生的時候，早就意識到中產階級(當年稱作小資產階級)，足以對中共的管治造成嚴重的威脅，所以才會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毛澤東要奪劉少奇的權，就是因為劉的修正主義路線(與鄧小平的那套差不多)妨礙他這樣做。 現實是毛澤東的那套，根本與現代化的經濟發展相違背，結果把中國的經濟搞得一團糟，人民苦不堪言。這才提了機會給鄧小平搞「復辟」，讓小資產階級傾向可以回朝，但潘多拉的盒子一經打開，個人主義思潮就一發不可收拾。 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個人的獨立生存(毋須依賴家族、教派、幫會)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富起來的中產階級，希望自己積累起來的財富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他們亦希望法律可以保障他們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尊嚴權、以及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與幸福的權利)。 中共為了實施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已立法對私有財產作一定的保障(大陸稱之為物權法)；但中共對於基本人權，卻十分抗拒。中共擔心，一旦人權意識高漲，黨的權力就不容易維護。所以，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是黨權高於一切。 權力高度集中的結果，是最高領導人說了算，為了保護領導的權威，於是容不下反對意見。其他人要發表意見，只能用來體現領導是如何英明偉大。中產階級有獨立思考能力，在這種受遏抑的環境下生活，他們會覺得不舒暢。 權力集中的另一個結果，是法治不彰。中共雖然也說依法治國，但每當遇到黨的需要的時候，法庭也只能按照黨的需要來作判決。結果，法律文件雖然寫得很漂亮，但執行起來卻可以全部走樣。中產階級覺得這樣的法治環境很沒有保障。 中產階級很懂得自保，他們不像農民那樣，貧起上來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但中產階級對自己的信念，亦非常執着，只是在條件未成熟時，未能移民前就先走資。這是內地連共產黨的高官也在偷偷地做的事。中共若是沒法正面去回應中產階級在這方面的訴求，中國的發展很快會遇到瓶頸。 原載：am730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新聞/中共不易滿足中產階級的訴求-159961 原圖：央視新聞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