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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

跨境學童的困局與出路

2018.01.15 17:30 時事 林伯強

2018年一開始,香港社會浮現出不少兒童權益的問題。除了近日受大眾關注的虐兒問題之外,跨境學童面對的困局也是一個大問題。1月2日,居於內地跨境回港上學的11歲郭姓男童,在返學途中失蹤。經過深圳龍崗區警方兩天的搜尋,終於在羅湖區一間網吧尋回涉事學童,最後安全回到家長身邊。由此看見,跨境學童每天穿梭中港兩地,面對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問題。

跨境學童的成因

根據教育局的統計數字,現時每天大約有25,000學童由深圳跨境到香港上學。其實跨境學童不是一件新事情,早在1990年代,當時香港正值九七回歸前夕,中港兩地交流頻繁,大量香港企業北上設廠,員工及其家屬也隨之移居到內地。然而,香港的教育配套普遍較內地優勝,例如十二年免費教育,較好英語基礎等等,致使內地港人樂於送子女跨境上學。另外,自從2006年開始,深圳巿要求外地學生在內地就學,必須嚴格按照《深圳巿暫住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管理辦法》規定執行,入學者需符合5項條件:第一,適齡兒童父母在深圳工作1年以上;第二,父母能提供合法的工作證明或者經營執照;第三,適齡兒童父母持有勞動保障部門發出的社會保障證明;第四,提供暫住證和計劃生育證明資料;第五,有自置物業須提供房產證,租住的要提供租賃合同。因著這些嚴苛的要求,許多內地居住港人被迫送子女回香港讀書,每天承受舟車勞頓的困擾。然而,自從2006年開始,深圳房價持續上升,收窄跟香港的差距,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深圳港資企業相繼倒閉,或再度北移至內陸城巿。這逼使港人帶同子女回流香港,跨境學童數字才稍微下降。

但是,自從千禧年之後,跨境學童主要不是來自居住內地的港人子女,而是「雙非學童」。2001年,香港終審法院判決雙非嬰兒莊豐源擁有香港居留權之後,產生「骨牌效應」,大量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從而讓子女取得香港居留權。這些雙非嬰兒通常跟隨父母回到內地生活,小部分在港居住,由親友照顧,但他們同樣會在適齡階段回港接受教育,導致跨境學童的問題日趨嚴重。根據政府統計署的資料,截止2011年,在港出生的雙非嬰兒共有35,736名,佔整體活產嬰兒37%。這顯示雙非學童佔跨境學童一個很大的比例。

再者,隨著中港融合,港人跟內地人結婚越趨普遍。根據統計資料,在1997至2012年間,每年大約有4至6萬對新人註冊結婚,其中四至五成個案是「中港婚姻」,通常男方是香港人,女方是內地人。他們結婚之後,太太不能立刻來港居留,需要每次三個月斷斷續續的來回中港兩地。在這段期間,夫婦所生的兒女多數由太太帶來回地照顧,到了適齡時期便回港就學,成為跨境學童。

「縮班殺校」現象

第一,香港近人出生率偏低,學童數目不足,導致自從2000年代出現「縮班殺校」現象。跨境學童本來可以舒緩這個問題,填補剩餘的學位,避免學校出現裁員潮。但是,跨境學童往往集中在新界北部就讀,例如上水、元朗、屯門等等,導致該區學位嚴重不足,甚至逼使當地學童跨區到大埔徧遠地區上學。本地教育資源被內地人剝削,增加香港人對內地人的仇視,形成「中港矛盾」,例如有香港家長上街示威遊行,反對雙非學童搶奪港人學位。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多管齊下,舒緩新界北區學位不足的問題,首先教育局在2012年於上水、元朗和屯門增加十多個小一班級,每班30人再加派2個學額,至2013年,每班加派7個學額至37人。雖然這個方法可以暫時舒緩學位不足的問題,但卻衍生出師生比例過高困局,失去「小班教學」的優勢,增加教師工作量,減低教學效能。其次,部分深圳學校設立「港童班」,讓居住內地的港人子女不需跨境就學。但是,這類學校收費偏高,而港童又沒有內地的義務教育資助,使家長百上加斤,難以負擔子女的學業開支。最後,香港政府在2012年推行「零雙非」政策,勒命所有醫院非止收取內地雙非孕婦。這措施煞停了雙非嬰兒在港出生的數目,從而舒緩跨境學童的問題。然而,因為這政策推行太遲,跨境學童問題仍然困擾著香港,直至2018年才到達高峰期,隨後便能回落。所以,這幾年我們每天仍然要面對25,000名跨境學童,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教育配套。

出現學童走失情況

第二,年幼學童每天獨自往返中港兩地跨境上學,在各個口岸排隊過關,費時失事,又要經歷舟居勞頓,長途跋涉導致身心疲累,不利幼兒身心成長。另外,每天大量學童經各個口岸過關,少不免出現走失學童的情況,例如曾經有關員誤以為穿著校服的幼兒是跨境學童,讓其通過口岸,事後才發現該幼兒是失蹤兒童。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深圳邊檢總站於2005年12月21日起在羅湖口岸出入境大廳專門開通「深港走讀學童專用通道」,並安排專門人員進行引導,使學童無需要與一般旅行混在一起過關,以使他們能夠在旅遊高峰期仍然能準時上課。另外,學校設立保姆和家長義工接送學童,減低學童走失的風險。不過,就算兩地政府作出各項改善措施,學童每天仍然要花上兩、三個小時在來回交通之上,減少學童的學習和遊戲時間,不利健康成長和發展。

中港兩地文化差異

第三,跨境學童除了要適應遠程上學的問題,還需要克服中港兩地的「文化差異」,例如在深圳需要用普通話作日常溝通,但在香港上學則要用廣東話上課。部分跨境學童因在深圳讀幼稚園,沒有學過英語,以致未能適應香港的小學英語課程。另外,相對於香港學童,跨境學童較少得到家庭支援,家長未能經常督促子女,學生較懶散,學習動機較低,致使未能追上教學進度,拖低學業成績。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教育局近年努力促進中港教育交流,兩地的教師經常舉辦教學互訪,進行研討會,交通兩地教學心得。例如,內地教師到本地跟香港教師分享「用普通話教中文」,另外又幫助本地教師處理跨境學童的情緒和學習問題。不過,兒童的成長除了學校的因素外,家庭的因素也很重要。跨境學童每天跟家長共處的時間不多,而親子相處多數討論學業功課,缺乏互動遊戲,使學童生活乏味,慢慢失去學習的興趣。

強迫學童「走水貨」

第四,大量跨境學童每天經深圳灣、皇崗和羅湖口岸過關,造成交通擠塞,阻塞當地居民正常出入,引起居民不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兩地政府應開設更多口岸通關,讓跨境學童上學,例如文錦渡口岸,方便學童能直接從深圳到達沙頭角上學,不需繞道經羅湖出入,同時方便羅湖居民來回兩地。另外,香港政府有意增設蓮塘口岸作通關之用,不過現時行政與立法關係惡劣,蓮塘口岸議題成為泛民議員「拉布」之下的犧牲品,導致學童未能使用較近的蓮塘口岸跨境上學。

第五,新界北區的「走水貨」非法活動猖獗,曾經有犯罪分子強迫學童「走水貨」,將i-phone放在學童的書包內。例如,深圳皇崗海關曾於2014年4月14日在兩個小時內連續查獲8宗深港跨境學童利用書包藏帶電子產品入中國大陸境內的案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兩地政府應加強打擊,增加「隨機抽查」的數目,加重刑罰,收阻嚇之用,以免無辜學童成為犯罪分子的幫凶。

跨境學童問題錯綜複雜,不能一時三刻便能解決,希望兩地政府加強合作,攜手協力尋求解決方法,盡早讓學童免受困擾,獲得良好的學習環境,重拾兒童的快樂時光。

原圖:大公報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5/0901/31497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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