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御窯恢復生產不晚於順治八年；當時的窯政，是繼承晚明舊制加以改進而成的，至康熙時期，基本上仍沿明制。但因晚明窯制存在很多弊病，清初復窯既沿明制，也自然承襲它的缺點。其弊處主要在管理官員任命、經費來源、運輸、落選品處理幾個方面。 有關燒造經費的來源，順治時期暫找不到有文獻記載；但康熙十年時，燒造祭器係動用正項錢糧，但康熙十九年又規定「每製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即不論正品次品廢品，全數報銷。所以十九年十月之燒造，遵旨動用江西藩庫正項錢糧，由工部奏銷，至二十五年工竣，共燒成瓷器152,000 餘件，動用江西省錢糧10,300 餘両。當時御窯瓷器的燒造經費，基本上由地方吸收。至於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燒造御用瓷器，每年用銀九千両，所有費用俱預行給發，然其出處則暫未見文獻有載，可能亦係動用正項錢糧及地方吸收。

正如年希堯在雍正五年根據窯廠舊檔所寫前朝窯務的缺失：「所用物料，俱派自饒屬七縣公捐；匠工食用，則出自各窯幫貼；燒窯需用柴薪，又係窯頭公辦；甚至差員日用米蔬，亦係闔省之司道等官按月輪流供給」。這完全是沿襲晚明的「科派」制度，所有燒造費用都通過科派方式分攤到地方官府、官員、窯戶、窯頭身上，而在政府財政支出中還有此專項，所以年希堯稱其最大弊端是「名雖開銷錢糧，實未於瓷器之上動用分毫也」。今日讀之，亦覺無奈。 順治、康熙時期窯務官員的來源也不一，既有屬於地方行政官員的饒守道道員、巡南道道員、江西巡撫；也有屬於中央政府官員的工部理事官、工部郎中、工部虞衡司郎中；更有屬於內府的廣儲司郎中、主事等官員等等。 在康熙五十九年時，江寧織造曹頫居然也參與御窯管理，但具體的責任則委託不屬內務府、又不相干的非公務員鹽商安尚義、安岐父子；而最離譜者，安氏父子居然只吩咐家人馬士弘、楊宗和俞登朝三人負責窯廠日常事務，今日看來真的非常荒謬。當時之燒造事務名義上由駐揚州的兩淮鹽政負責，資金也出自兩淮鹽政。所以安氏父子當時「所燒瓷器，盡行載到揚州，轉送進京」。但據康熙五十九年《硃諭曹頫今後若有非欽交差使著即具摺奏聞》：「近來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琺瑯之類。先還有旨意件數，到京之後，送至御前覽完才燒琺瑯。今不知騙了多少磁器，朕總不知。」 五十九年之燒造由並不任鹽政的江寧織造曹頫交付給鹽商安氏父子，康熙也知其中有詐；而這三年的燒造執行過程相當曲折，費用又無法理清。 針對上述制度之弊端，年希堯自雍正四年掌窯務後，在燒造經費方面，年希堯於雍正五年二月：「一切窯工物料，並皆照時給發。惟有稽查浮冒糜費，以重錢糧」，並「奏准：停用正項錢糧，於淮關盈餘銀両內動支......所用錢糧歲底呈銷內務府」。至於經費之銷算，由於之前在康熙十九年規定正品和落選品皆全部如數報銷；所以落選品不加管理，散置廠內，以致無法核算真實之生產成本。所以到雍正六年唐英到廠協理窯務時，與年希堯商量後遂將次色腳貨，按件酌估價值、造冊，於每年大運之時一併呈進，交貯內府。此法作為處理落選品方法的新制度，一直實行到乾隆七年。有關此事，筆者從前在《皇帝賣瓷器》一文(可按此重溫文章)談過了，此處從略。 在運輸方面，既然窯費出自淮安關稅收，所燒瓷器皆先運抵淮安關署，再轉運進京。在管理人員方面，雍正四年七月照舊例派內務府官員於江西督陶。迄雍正六年，內務府員外郎唐英奉命至景德鎮協理陶務，開啟了內務府官員駐廠協理的制度。自此窯務經費、督陶與窯務官員任派、官樣制度、御器燒製、正次與廢品處理等等，都制度化了。 據故宮王光堯先生考證，清代御窯廠上下職工三百餘人，具體專責燒造管理人員有「九江關總管事一名(九江關幕) 、內檔房書辦二名、選瓷房總頭目一名、副總頭目一名(在關辦事) 、畫樣一名、頭目一名 (一名常住，其餘十日一輪) 、書作二名、帖寫一名、圓器頭一名、雕削頭一名、青花頭一名、滿窯一名、守坯房一名、挑夫一名、聽差一名、買辦一名、把門一名」。這個人事結構，我看歷朝御廠也差不多，可能只在職位具體人數上略有增減而已。 圖：作家提供（頂圖為雍正青花花鳥圖雙耳抱月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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