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剛教授近日的鴻文：《改革為何失敗：公務員制度》，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至今的改革，有『立新』，無『破舊』」，楊教授指出：「政策執行靠的是公務員。香港公務員的執行力跟不上今天社會的需要。」，倡議「打破公務員過時的『鐵飯碗大鑊飯』制度。」。楊教授指出「在政黨頻密交替，新政府推翻舊政府政策的政黨政治下，公務員體系提供了政治穩定性和延續性。在英國，這是必需的。在香港，這是不需的」。楊教授更直指出現時的問責制成效不彰，在於「財政」和「人事」這兩項重要措施掌握在常任秘書長手中，這也是英國人埋下的雷。筆者曾在特區政府工作過，完全同意楊教授的分析。筆者亦曾在2021年10月24日在本欄提出改革公務員尤其政務官（AO）制度：

當務之急：整頓AO黨

筆者深慶能和楊教授所見略同，故狗尾續貂，提出兩點「破舊」的建議。

楊教授在其鴻文中提出「劉利群標準」。劉利群在黑暴期間的表現，對「連儂牆」的「容忍」，令愛國港人搖頭嘆息；但劉利群在2021年2月卻獲高升為食衞局常任秘書長，月薪30多萬元，負責食物政策。劉利群出任常秘時遇上世紀疫情，香港屠宰員大批受感染未能開工；國家毅然出手緊急調派屠宰員來港協助，但卻是一大堆藉口不讓內地屠宰員開工。楊教授指出：「劉利群為何能夠閑庭信步，維持這份『不作為』的滋油淡定？因為她熟悉公務員制度，知道就算泰山崩於前而不作為，自己依然『夠鐘』便升級，退休便食長糧。2024年10月她夠鐘退休。公務員事務局長發新聞稿表示：『劉女士在過去36年一直盡忠職守，竭誠為市民服務，為政府作出貢獻』」。這便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為18萬公務員定下的「劉利群標準」：你作為公務員不用為遏止黑暴出力，也可以力阻國家惠港措施的落實（緊急調派內地屠宰員來港），你照樣可以升官，照樣可以享受豐厚退休福利。筆者借楊教授這例子詰問，誰讓劉利群升官？答案是：公務員敍用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一直由退休的AO出任主席，成員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推薦特首來委任。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前輩AO 主席當然不會阻住後輩AO 師妹升官。據悉，劉利群升官時在委員會內也有異議聲音。但在現時的制度設計下，一兩把異議聲音改變不了AO官官相衛的大局，反而成了「制度夠包容」的點綴。因此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由主席到成員，都必須改變，必須「破舊」。主席不應由退休AO出任，必須由愛國人士而且熟知香港私營人事管理制度者出任，其成員也必須全是愛國人士，而不應再有前公務員。更重要的是，現時有關條例訂明不容許立法會議員出任該會委員，這是不合乎香港情況的。這個設計是照抄英國的。誠如楊教授指出，英國有政黨輪替，當然不容許立法機關成員介入公務員敍用；但這個制度設計和香港的「愛國者治港」有衝突。

第二個破舊建議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人選。由於第二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的「精心」謀劃，唯一不需辭掉公務員職位而可以出任問責局長的便是此職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在眾多司局長中唯一享有『鐵飯碗』的局長。」，這個制度漏洞必須堵塞。楊教授也指出「公務員事務局長一職，最不應該由公務員出任，卻回歸以來歷任8位公務員事務局長卻全是公務員。」筆者一向倡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應由愛國港人而且是非公務員出任，還應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以便局長不會是「一人獨斷」，也避免愛國港人出任此職時，墮入筆者當年「單打獨鬥，隻影形單」的困局。公務員事務局若由三位愛國者出任領導團隊，便能讓更多愛國港人了解香港公務員制度的內核。此舉有助國家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也有助國家拆除英國人埋下的雷。必須指出：拆除英國人埋下的雷，事關國家安全。

筆者酷愛歴史，經常把1949年的上海和今天香港作比較。試設想倘若當年上海解放後，所有上海公務員都不能動，只是市長一人改由陳毅出任，上海各政策部門的「人事」和「財政」大權繼續由舊政府公務員掌握，這批公務員又享有「鐵飯碗」保障，很難炒掉；你道上海能真正解放？你猜上海當年能成功應付金融危機？以史為鑑，大家便明白不「破舊」，何以「立新」？不破香港公務員制度的「舊」，香港的改革如何避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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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投資推廣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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