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些學者在有意無意之間把研究方向帶到民窯燒造不斷來填充空白期的空白，也每每舉出史書上的停燒記錄為證。但我以前在拙文《空白期》已說過史料諸如《大明會典》、《明英宗實錄》、《明史》、《江西大志‧陶書》、《浮梁縣誌》等都同時載有明確燒造紀錄，例如正統元年(1436) 、正統二年(1437) 、正統六年(1441) 、景泰五年 (1454) 、天順三年(1459)都有燒製；迄天順八年(1464)，窯廠才暫停。史料又同時推翻期間「空白」不是因為「停燒」，事實上官窯不單沒有全面停燒，而且期間工部訂燒數量更相當驚人，需要大量「搭燒」來支援。

明代御窯遺址出土空白期青花盤三款

 《大明會典》載宣德八年(1433)「 燒造龍鳳瓷器，差本部官一員，關出該監式樣，往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但兩年後，即宣德十年(1435)春正月，因為宣德駕崩，便停燒了。正如《明憲宗實錄》所載「燒造饒器，悉皆停罷，其差去內外官員人等，即便回京，違者罪之」。第二個案例是幾十年後的天順八年(1464)正月「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瓷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員即便回京，違者罪之」，原因也是天順歸天，由成化繼位。甚至到了成化，《明憲宗實錄》也有記載說成化二十三年(1487) 駕崩，故有詔「凡燒造瓷器，差去人員悉令回京」。

北京故宮藏正統青花龍鳳紋梅瓶 (左) 及天順青花攜琴訪友圖梅瓶 (右)

但我讀這些段落，重點在「官員回京」，意思是上次的陶官回京了，不久又再派員去景德鎮辨陶務，不久又回京，不久又赴景德鎮，還是斷斷續續都在燒。直至弘治十八年 (1505) ，《大明會典》有載「江西饒州府燒造瓷器，自本年以後暫停三年。這次也是因為弘治駕崩，這次御器廠停燒是最久的了。

回頭再談談正統時代較大數量的瓷器訂單，《明史》有記載說「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說明正統元年(1436)時御器廠大量應用官搭民燒機制。而有理由相信這五萬餘件瓷器是沒有年款的民窯製品。《明英宗實錄》也有載正統六年五月(1441)，光祿寺要「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萬七千九百餘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饒州府造，朱紅膳盒等件令行在營繕所造。從之」。雖然後來有記載說「江西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罐俱不及式」。說明雖然御窯品質朝廷不滿意，但窯場還在運作。光祿寺乃自漢、唐起即為掌管酒醴饈膳之事的機構；明宮仍沿舊制，所以明代光祿寺每年都要消耗大量飲膳瓷器，尤其酒缸、瓶、罈之類；而金龍、金鳳白瓷應為宮中膳器。

正統之後到景泰(1450-1456) ，亦如常供應光祿寺用瓷，到了天順三年(1459) 十一月，《明英宗實錄》載「光祿寺奏：請於江西饒州府燒造瓷器共十三萬三千有餘。工部以饒州民艱難奏減八萬。從之」。

拍品二款 - 景泰青花三国人物故事大罐 (左) 及 天顺青花三清王母大罐 (右)

這種以因為體恤州民艱難而減光祿寺訂製數量的措施，後來竟成定例；例如景泰五年(1455)光祿寺日進月進內庫，並賞內外官瓶罈，俱令盡數送寺補用，量減歲造三分之一」。又例如成化四年(1469)「光祿寺瓷器，仍依四分例減造」等。

從上面各部史冊錄得的零星資料再組合，可以推斷整個空白期內民窯一直沒有停燒，在供應民間用瓷、外銷瓷、高級禮用瓷給官員外使的同時，亦在官搭民燒機制下供應宮中用瓷。而至於官窯，除以前談過一段停燒時間外，景德鎮御器廠一直在運作，最重要者是官搭民燒制度亦一直在應用。所以部份學者偏向了用民窯證實空白期並不空白的研究方向並不可取，歷史本身業證實御器廠的自產停頓期內，搭燒生產仍然活躍，御瓷供應沒有空白期。

江西省博物館藏景泰元年青花奉天敕命碑

原圖：作者提供（頂圖為北京故宮藏天順青花波斯文三足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