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空白期」(Interregnum) 瓷器，又稱為「黑暗期」瓷器，學術上係指正統(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順(1457-1464) 這三朝的瓷器，嚴格講是從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後，經景泰而至天順八年，共廿九年，期間有明確紀年款的三朝官窯瓷器鮮有發現。三朝之中，正統、天順二朝的皇帝都是明英宗朱祁鎮，景泰帝是英宗之弟明代宗朱祁鈺。

我國研究「空白期」的瓷家學者不多，外國學者相對更少，所讀到的都是談文獻歷史資料，或是博物館展覽的評述，或是發掘遺跡的報告。我雖然在多年前發表過《空白期》一文，也不能算是什麼研究文章，只是在參觀中文大學展覽和聽了當日參與田野考察的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江教授的演講之後，對他在演講中沒有提及確切答案的幾點，提出了我個人的淺見而已。

御器廠遣址出土青花龍紋盤殘器三款

這個所謂「空白期」的基礎研究概念應該是在二戰後由英國的東方陶瓷學會(Oriental Ceramic Society)提出的。這個課題，和研究明末清初官窰停燒由民窯主導的「過渡期」(Transitional Period)一樣。兩個基本上都是始自外國學人。我以前也有發表過《過渡期》一文，並且把「過渡期」的定義和前後期限定性了。

當時東方陶瓷學會的「空白期」研究，止於大英博物館的藏瓷，考古資料和實物樣本實在有限，我國雖然是瓷國，但當時正是國家多事之秋，自顧不暇。之後有一段時間，更排斥此等封建物事，更遑論支援外國學術研究了。

但明代各朝，不論正常期也好，空白期也好、過渡期也好，也不管官窯停燒還是續燒，照顧民生日用瓷的民窰，在人情和理性上可以肯定都從來沒有停燒過；而同時亦沒有歷史文獻顯示當時朝廷敕令全國停燒陶瓷器，改以金石竹匏革木各種材質代替陶瓷，由此可以反證民窯不可能停燒。但很多學者在研究「空白期」這個課題時，都不期然扯到民窯瓷，更引用在東南亞各地的出土瓷或沉船出水瓷，似乎想用民窯並不空白這個事實來填充這段官窯表面上的空白。

北京故宮藏正统青花孔雀纹高40cm大罐

我在週前和瓷友談過明代匠籍制度和官搭民燒制度，都關係到御窯的生產方式和功能。實則御窯的唯一的功能是燒製皇家瓷器。在制度設計上，由皇家提供核准式樣，謂之「官樣」；甚至原料亦有規定，例如使用麻倉「官土」或「蘇青」等。但在工藝和生產技術上，官府只要求結果，不論過程。所以沒有所謂「官技」或「官藝」的規定。我國技與藝的傳承，傳統上迄今皆奉行師徒制，凡工匠的工藝技術承上轉下，代代相傳。但技術亦必然會因為原料、工具、工藝、思維等而進歩；或因風尚、生產技術、訂單要求而改進。所以窯工本身是否籍匠，或是否在御器廠當班，對工藝傳承、弘揚、發展、改良、進步，是絕不會做成障礙的。這種現象在傳世歷代官瓷御器的表現都

找到明確的佐證。考古或鑒定上斷代最基本的觀察，就是各朝的製作風格，而最明顯的，莫過於明從永宣，過渡空白期到成化，清從康熙到雍正，這兩朝卓越的瓷品，都是經過磨練衍進而成的。

景德鎮麗陽瓷器山明代窯址出土正統瓷器

「官樣」的知識產權屬於政府，其本質是官家的東西；而「官搭民燒」的，雖然是民窯出品，但生產的是官府之物。不論御窯是因為技術、產能、產量等問題沒有自燒，但搭燒訂單就間接證實官瓷生產並沒有斷，從而民窯生產當然亦沒有斷，官、民不斷者是毋庸置疑之事實。所以研究空白期瓷器，不應朝民窯器方面發展；追蹤和探索官家瓷器與及有紀年底款瓷器才是正確的方向。

其實民窯暗中盜燒「官樣」瓷器的情況屢見不鮮，但既然是盜燒，便不是官搭了；雖然式樣甚至技術上，都有官的影子，但本質就是民窯出品，也和官沒有關係，可以說純粹是民了。其實，朝廷在正統三年(1439)已注意到民窯盜燒行為了，並明令禁止。《明英宗實錄》有載正統三年十二月「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於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正統十二年(1447)九月又「禁約兩京並陝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皿賣與外夷使臣」。同年十二月再「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

青花和單色釉器都是明代有代表性的官瓷，若皇家式樣外流，確實有僭越之嫌。從字裡行間可以肯定這些都不是官瓷搭燒的次品，而是江西民窯在搭燒數量之上加額盜燒同款瓷器，雖然沒有落款，但出品都以賣給官員和外夷使臣為主的，品質相對高級，應該和一般規格較低的外銷瓷有別，並非東南亞一帶的出土和出水瓷可比。所以將空白期的民窯外銷瓷和同期的官窯器作排比同論也是不合適的。

正統青花麒麟翼龍紋太盤側面及正面

原圖：作者提供（頂圖為正統青花海馬四鋪首器座及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