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瓷友所皆知，明代的宮廷用瓷分「部限」、「欽限」兩種。明代御器廠屬工部營繕所管轄，每年通過工部發放的燒造瓷器任務稱為「部限」，成品送宮中御用。但由於宮廷特殊需要，常會加派燒造任務，這種額外的訂單，稱為「欽限」。「部限」瓷器，基本上全部由御器廠廠方完成；而「欽限」瓷器，則由御器廠和民窯共同負責，或全部由民窯負責燒造。這類瓷器屬一般用瓷，因為數量超過御器廠的生產力負荷，所以外派予民窯分擔，就是所謂「官搭民燒」。

「官搭民燒」制度的原始概念是源於宋代貢瓷制度。而明代「官搭民燒」，始自宣德、正統期間，《明史•卷八十二 •志第五十八•食貨六•燒造》有云：「正統元年浮梁縣民進瓷器五萬餘，官償以鈔」。意思是付款向民窯購買，但當然實際情況有偏差，此乃後話。此制度至嘉靖時最盛，嘉靖九年 (1530) 更裁革監陶中官，改由饒州府派人督管。此後 「官搭民燒」遂成為明代御瓷供應的其中一種固定形式。此制度一直流傳，迄清代亦沿用之。

明代「官搭民燒」制度，最初的形式是所謂「分派散窯」；也就是無法應付過多的欽限瓷器訂單時，權宜之計便是在民窯出品現貨中，擇品質堪用者湊數。正如後來《浮梁縣志•陶政》中所載：「部限瓷器，不敢散窯。欽限瓷器，官窯每分派散窯，其能成器者，受囑而釋之」。但可惜實際效果不彰，連身任江西按察司的嘉靖進士王宗沐(1524-1592)在他編撰的《江西省大志》也評曰：「但民窯狡詐，人百其心，乘限期緊，並多以歪斜淺淡瓷器塞責，廠官事逼，姑收湊解」，又「欽限器皿屢至愆期」。所以此法後來不用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正德素三彩海蟾紋三足洗(左) 隆慶青花龍鳳紋盒(右)

另一種方法是「定給民窯」燒造。就是外發一定數量的連工包料生產訂單給民窯燒造，按件償銀，謂之「定給」。但是單價偏低，不夠燒造成本，導致民窯諸多推搪，虧本的生意無法持久，所以「定給」制亦無法推行。

最後敲定的「官搭民燒」燒造方式，就是「散之民窯」。即御器廠除了廠內自燒以外，按例將其餘訂單委派給燒造條件和技術較好的民窯，佔用窯內最好的窯位燒製。同時將相應訂單數量的瓷坯一起送往加工民窯；形式就是今日的「來料加工」或「半成品加工」。民窯再也不用擔心生產物料成本，只要加工費合理即可。這種方式後來成為「官搭民燒」制度之定例。

御器廠建立之初，燒瓷量還不算大，但其後的燒製量應該超過御器廠的人手和設備負荷了。《大明會典》說宣德八年(1433)朝廷差本部官一員往饒州燒造各式瓷器443,500件，倘記載屬實，這數量已脫離現實，的確匪夷所思。又正統六年(1441)為光祿寺燒造以金龍、金鳳作裝飾的白瓷和青龍白地花缸。《明史》有載成化年間「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資」。正德年間兩次委派宦官至景德鎮監督燒造大量瓷器。嘉靖以後朝廷由於外銷需要，派遣燒瓷數量增多。嘉靖年間，我大概算了一下，燒造了約144,620件；而隆慶一朝才五年，也燒了約105,770件。若沒有民窯幫忙消化這些訂單，御器廠基本上不可能完成朝廷內需及外銷的訴求。

北京故宮藏弘治黃釉雙耳罐(左) 洪武釉里紅石榴尊(中) 景泰青花勾蓮故大罐(右)

我以前和瓷友談過御器廠對官搭民燒的成品會進行嚴格檢驗，次品就令民窯賠補，或著令回購御器廠相關品種瓷器來頂替。有瓷友認為這實際上是對民窯的剝削。但事實上如上文談到「官搭民燒」其實是「來半成品加工」的訂單，在今日製造業的習慣外發訂單方式而言，如加工方未能完成客方品質要求，或損壞來料或半製成品，或浪費原料、輔料等，超過容忍限度的，都需要賠贖或在加工費內扣除客方損失的。但間題卻在當時「官搭民燒」的加工費並不高，若稍有差池便剋扣，往往任務完成所得遠遠低於人力成本。做成不公平現象。

現代製造業外發加工慣例，如遇特別名貴的或專利配件、物科，客方也有要求加工方自購或付押金或簽擔保書，作為一種減低浪費或專利物品不外流的承諾手段。所以在搭燒青花瓷時，由於民窯沒有官用上等青料，所以民窯必須出資向官家購買作為負責手段。這本來是合理的商業行為，但間題卻出在御器廠內監又「以低青給諸窯，追乎其值」，先欺騙了加工窯戶，引致後來成品青花發色與要求不符。或因為青料價昂，又常遭窯廠內「匠師奸匿，眾伴竊取」；引致原料不足，品質不符。結果都招致賠償、損失。種種管理弊端、不誠實及不公平現象導致明代的「官搭民燒」制度施行相當不成功。

永樂青花壓手杯(左) 成化鬥彩雞缸杯(右)

原圖：作者提供（頂圖為明代御窯出土宣德祭紅釉梅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