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琺瑯彩的瓷友，都會認同耶穌會士陳忠信神父是琺瑯彩成功面世的關鍵人物，沒有他的參與，琺瑯彩肯定不可能在康熙一朝之內研發成功。但有關他的資料卻少之又少，少到幾乎連他的法文本名是 Jean Baptiste Gravereau 也不大了了；我嘗試梳理一個大概和瓷友談談。

陳忠信 (1690-1762），法籍，巴黎出生，有一說他老家在法國瓷都利摩日 (Limoges)，也曾在利摩日學藝，所以通曉畫琺瑯及煉琺瑯彩料。他於 1714 年在巴黎耶穌會祝聖為神父。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入京，迄雍正元年 (1722) 因病離華返法。在京期間，除了擔任畫師及畫琺瑯製作的工作外，還協助製作銅版畫。

康熙琺瑯彩花卉紋碗

有關耶穌會的淵源、組織和該會製作的瓷器，我在《耶穌會瓷器》一文有談過。到今日耶穌會大約有兩萬名會士，在全球百餘個國家服務；加入耶穌會作神父或修士，不但要唸神學，還要唸另一學科學位。我年青時就讀天主教學校，所以得知，當時校內教師泰半是有學歷或專業資格的神父。明、清時期來華的教士，皆是身懷技能的多面手，對中國科技、教育、藝術方面的發展，也起過一定的助力。

台北故宮藏清康熙琺瑯彩粉紅地開光四季花卉碗

當年康熙沉迷琺瑯彩，國內沒有人材，非常渴望有歐洲的畫琺瑯藝匠可以來華指導，但卻遲遲不可得。遂下旨要當時在京的馬國賢 (Matteo Ripa)、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和馮秉正 (Joseph-Francois de Mailla) 諸教士參予製作琺瑯彩。但馬國賢、郎世寧基本上是宮廷畫師，而馮秉正的專長是歷史、地理和繪圖。皆不懂琺瑯彩，無法遵旨。

台北故宮藏康熙宜興胎畫琺瑯花卉茶碗

康熙五十六年 (1717) 時，安泰 (Etienne Rousset) 及陳忠信 (Jean Baptiste Gravereau) 兩位神父已經抵達澳門。當時所有來華耶穌會傳教士都是先到澳門，再轉入廣州的。當時陳忠信函請朝廷准其進京傳教被拒，但因為陳忠信本身是畫師和繪、煉琺瑯彩的藝匠，所以到康熙五十八年 (1719) 時，由兩廣總督楊琳上摺引薦，遂從廣東遣人伴送當年28歲的陳忠信神父入京，同行的尚有26歲外科醫生安泰神父。

康熙瓷胎琺瑯彩碗二款

其實在康熙三十二 (1693) 年時，造辦處「琺瑯作」已經在「試作」琺瑯彩瓷了。但參與研發的匠人，主要還是以掐絲琺瑯工匠和景德鎮的瓷匠為主。一直到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間，才由保送入京的廣琺瑯工匠取得一定成績。當年由廣州關保送的匠人有七名，帶同自煉彩料、製煉技術與及成品、樣本等進京。其實由兩廣總督楊琳送進京城效力的粵籍琺瑯匠，前後已多達十一人了，但仍無法有突破，所以才讓康熙心焦。

在大眾瓷友的心目中，總認為陳忠信在開發琺瑯彩方面居功厥偉，但康熙卻在粵海關遣人伴送入京奏摺的硃批上說：「會法瑯者不及大內所造，還可以學得。」如此又好像對陳忠信的工作表現有微言。不滿的原因沒有足夠歷史資料佐證，但當日如果康熙對陳忠信的期望是「人一到埗，琺瑯彩便馬上成功」的話，可能便事與願違了。因為實際的瓷胎畫琺瑯和彩料製煉兩方面的作業系統、方法、技術、工藝、材質、原料、管理、流程、配方等皆和客觀環境息息相關，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任何一位在工作上曾經接過上手任的瓷友也可理解。

台北故宮藏康熙紫砂胎琺瑯彩海棠式茶壺二款

以我個人的理解，陳忠信神父接手的，其實都是技術活。康熙時期的琺瑯彩色料只有寥寥數種，而當時的畫琺瑯亦多繪在紫砂或反瓷上，所以當時技術上的困難，應該在煉製新色和在如何在滑瓷面上繪畫琺瑯的技術。從清檔和傳教士書簡上可引證得大量傳教士向歐洲教會求寄色料的信簡，而當時法國瓷都利摩日以琺瑯彩在玻璃面上畫聖像的技法，相信是可以完全應用在「瓷胎畫琺瑯」上的。而陳忠信神父又恰恰在這兩方面都幫得上忙。

按清檔載，「瓷胎畫琺瑯」自康熙二十七年 (1688)立項、康熙三十二年 (1693)「試作」， 但如果以陳忠信在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八月三日入京參加工作，康熙五十九 (1720) 年已完成使命，即償了康熙三十二年來的夙願，算起來應該沒有辜負皇帝的厚望吧。

康熙紫砂胎琺瑯彩碗

原圖：作者提供（頂圖為：台北故宮藏康熙御法琺瑯彩瓷四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