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有理據，要評估理據是否充分，就要看提出的人受政策影響有多大。學生發表這些罷課的訴求有四點的意見根本是不合適，也不是正確的人選。因為學生並不是校委會所有決議的直接受影響的人。直接受影響的人是教職員，因為校委會的決定，比如聘用政策、條件、人選或者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實行的效果其實都是長遠而不是馬上會發生的。但是對教職員的影響卻會是一輩子的。有任何的提議應該由教職員透過校委會提出。而學生們可以向認識的委員提出。如果沒有相熟可以給校委會寫信。如果認為很有理由以及迫切性，可以召集同事連署。但提出改革時也必須提供實際的理由，並從實際的個案舉證是否存在需要改革。如果沒有任何佐證，單單說一些激情和污蔑的口號，並非有效的理據。
雖然學生曾預告會作出衝擊行動，但我個人不認為他們會再次衝擊。但如果真的再衝擊的話，我們最好就當成笑料一則。因為這一次的保安必定嚴密很多，不會像上次一樣，這麼容易就能突破。世界上不同地方發生的運動，越是激烈的行動引起的效果，要嘛就是升溫，不然就是降溫了。上次陳文敏被否決到現在，明顯學生的溫度降了很多。而且再度去搞的話，學生可能要面對刑責了，成本相對增加了，學生要考量的因素就更多了。當這些同學思想，如果再做不會讓大家更興奮，而是本來不反感的人感到反感。他們可謂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呆在那裡只能接受別人的諷刺和嘲弄「玩夠未？」 但世事難料，如果再衝擊時為他帶來更多的支持，我們到時也必須深究原因來找出對策。雖然，估計再度衝擊的情況不會很厲害，應該不會出現上一次有人受傷的情況。但校委會也一定有防範措施及對策。我覺得應該請梁麗幗單獨與校委見面，條件是要破壞保密的馮敬恩不在場，並想想如何對談話過程作出保密安排。
作為校友絶對不應該干涉學校的行政。香港大學在過去一百年經歷了很多的轉變。在變與不變之間的決定，往往要看當時的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我們在社會裡工作的人，可以向校委們表達社會的經濟和發展上有什麼實際的需要，希望校委在擬定政策的時候能夠考慮得到。衷心希望校委們能專注帶領學校提升學校的學術，至於面對政治的事情，就留給校委間自行決定了。比如說，當年聘用黃麗松作為第一個華人校長，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改變。這個改變無疑是受到香港回歸以及學生群體的轉變而導致的。也很可能是麥理浩的本地化策略底下被逼進行的。但聘用華人校長之後不見得遜於之前英國人的管治。足見港大就是受到政治的影響，學術水平也不一定受政治因素所影響的。因為學術的評價自有國際和客觀的準則來評定的。
(作者1976年畢業於港大文學院，主修中文、英文及比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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