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頒佈二十五周年研討會」上發表長逾5000字的致辭，他在總結基本法在回歸以來在香港實踐的同時，其中提到「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特首地位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區三權之上」等言論，經傳媒突出報道後隨即引起很大反響，尤其是泛民陣營。
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指說法「幾得人驚」，令人質疑中央是否想「重寫」基本法。其他泛民議員如劉慧卿、梁家傑等也有即時回應，前者批評有關言論「猶如廢話，令人氣憤」；後者則老調重彈「恐嚇論」，指等於力捧「梁振英做皇帝」，云云。泛民的誇張反應符合其一貫的「恐共思維」，也應該是張曉明預料之內。
而建制派方面，以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解畫」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的「解說」最具代表性。林鄭指，有些人是為了批評而批評，將張的發言無限上綱，等於指特首凌駕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不用守法，乃有違常識。
劉兆佳則稱，社會上確有人挑戰中央權力，並否定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張是重申特首的權力來源及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來自中央，並要再次強調特首獨特角色，以確保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在港落實。
張曉明是一位法學學者出身的官員，長期在北京港澳辦工作，曾任港澳辦前主任廖暉的秘書。由於法律背景濃厚，並曾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他對基本法有自己的一套解讀。
其實，早在「空降」中聯辦當主任之前，他就多次來港收集資料和民意，並曾撰文指，根據基本法，中央對特區的權力未完全落實。來港之後，他也曾公開跟記者唱反調，指「輿情」和「民情」不符。說張曉明完全不理解「三權分立」的真正含意是不可能的。
然而，作為中央駐港聯絡官員兩年多，張曉明不但目睹了「佔中」發生的前前後後，也體驗過政改被否決的全過程，更看到特首和政府在施政上的困難重重，尤其是立法會議員的「拉布」現象。而在媒體上，反政府、反中央，乃至反內地人言行與日俱增，「港獨之聲」更不時叫囂，不能說沒有感慨，也不能不為中央「出聲」。
「中港關係」以前是港人的口頭習慣，卻沒想到，年輕人在潛移默化下已根深柢固：視中國和香港是兩個並列的政治實體，基本法賦予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倒成為一部份人習以為常的「拒共抗中」擋箭牌。任何來自中央官員和北京學者的意見、觀點都成為「干預」香港內政的憑據而被聲討。
而慢慢演變至今，梁振英政府的認受性更出現前所未有的挑戰，政策能否落實不但受制於公務員官僚體系，更受制於立法會。不但導致政府威信盡失，政經前景暗淡，也加劇社會矛盾。而中央政策往往也無法落實，反映出人心不但不回歸，反倒有向外之勢。所以，張曉明認為，是港人在認識和實施基本法上出現偏差，部份人觀念模糊，需要澄清。
張曉明顯然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表上述言論的。仔細閱讀張的原文，發現有四大重點：
一、重申香港是「一國」之下享有高度自治的新型地方特區，而這種「高度自治權」來自中央的授權。
二、指出特首具雙重身份，既是向中央負責的特區首長，也是特區政府首長；作為前者，由於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不直接管理特區內部事務，那麼，中央對香港實行管治、處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和國防事務，以及落實基本法條文等，都是透過行政長官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特首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三、由於特區的行政管理權，涉及的範圍廣泛、涵蓋面大，行政管理權相對於立法權處於主導地位。
四、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司法獨立；行政機關享有較大決策制定權，但受立法會制約和監督；立法會雖享有立法權，行政要向立法負責，但非立法主導。
從上述四大重點可以看出，張曉明顯然有感特區政府過去幾年施政受到立法會牽制，有日益偏離行政主導的大原則，影響有效施政和政策落實，削弱香港競爭力。但他同時強調，行政主導並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權獨大，不是說立法會要放棄對行政機關的監察責任，更不會妨礙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正常行使。
在北京看來，港人或港媒過去予人的印象是突出「兩制」，重視立法、司法，卻往往忽視了「一國」和行政管理，以致不但中央失去「話語權」，港府也似乎失去了「管治權」。
張曉明於是嘗試從中央角度去理解和闡釋基本法中的政制條文，並結合近年香港的實際情況，指出這個獨一無二的「兩制」在運行了18年後，陸續暴露出不少問題，而這些問題跟人們錯誤地理解在「一國兩制」下的「三權分立」有關。他的致辭可以說起著抛磗引玉的作用，相關爭論會陸續有來。
圖：有線新聞截圖
投票已截止，多謝支持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