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日，因應修訂《逃犯條例》在立法會的第一次受挫，特首林鄭月娥公開表示，本年度立法會工作不順暢，議員不合作，最終只會拖著香港，更坦言沒有足夠政治能量去解決問題。明大局，順大勢，乃是所有政治人物需要基本擁有的兩種能力，身為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員，又是特區之首的林鄭月娥欲要在《一國兩制》下有所作為，尤需掌握。 

由鄧小平定調的「一國兩制」以及「五十年不變」的最終目標其實就是「變」；促成香港市民的殖民潛意識與價值觀逐漸改變過來。「一國兩制」提供平穩改變的過渡平臺，「五十年不變」則是劃出轉變的時間。換句話說，這兩個框架提供了充裕的空時，讓香港可以隨著內地的發展幅度與速度，循序漸進但堅定不移地融入國家主體。大灣區發展規劃、港珠澳大橋、一地兩檢高鐵等等項目只不過是國家眾多促變安排的一部份。 

從回歸開始，「變」就是香港的大局，只是有不少香港人還活在虛幻的美英天仙局當中，不懂自拔。如果林鄭特首明白這個道理，就應該「戒掉」英國人在殖民時代終結前惡意大量灌輸的假自由、歪民主「毒癮」，帶領香港主動、全面、恰如其分地向中央的整體戰略佈局靠攏。背離這個大局，不管特首是誰，其個人的想法與感覺為何，都是蜉蝣撼樹，終必自取其辱。其實，中央與香港的政治名份在22年前早已篤定，政治能量也全在中央手裡，只是通過「基本法」把部份日常運作所需要的權力授予特首而已。

在歷史中積累教訓

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上，中國歷朝歷代都曾絞盡腦汁，也積累了大量可貴的經驗與教訓。中央如果攬權過重，就會幹強枝弱，不利國家的均衡發展與防衛力量，宋朝就是因此亡於外患；但如若任令地方挾權自重，則會出現尾大不掉，中央難以控制的亂局，西漢時的七國之亂、唐朝時的節度使作亂、1959年西藏噶廈地方政府叛亂等等只是其中一些比較深刻的例子。為了全國的長治久安，中央必須在兩制中有一個平衡的權力設計，這個苦心在香港近年的亂事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最鮮明的例子便是第五次人大釋法。

在港英政府時代，通訊與交通手段遠不如現在的進步，治下又是異文異種的中國人，如若事事必須請示萬裡之外的倫敦政府，往返延誤實多，對維持殖民管治非常不利。因此之故，奉行三權分立的倫敦政府港事特辦，賦予港督行政主導、臨機專斷的獨裁大權。除了回歸前的幾年之外，歷任港督皆獨攬除了軍權之外的立法、政務、財政、人事以及終極司法等所有權力。

那時，港督只不過只是殖民地部（後改為內政部）底下眾多殖民地總督之一，位微官小，其任命與任期完全受制于英倫。另一方面，港督勾結中國人，擁權自重、裂土稱王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加上軍隊的指揮與調動權分攤在英國駐港三軍司令手上，其對英國祖家的忠心受到最大程度的保證。這就是英國在香港殖民地奉行百多年的權力佈局。

英國藏禍心亂放縱

鄧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起草者，也是西藏平叛的主導者，當然懂得如何因時、地制宜。香港與廣東省毗鄰，跨河便至，通訊與交通運輸極為方便暢順，港督的那一套已經不合時宜。「香港基本法」制訂於1980年代的中後期（1990年公布），那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經濟水準及社會條件與香港的差距極大，英國人又包藏禍心，開始放縱毫無政治經驗的香港人大搞似是而非的自由、人權、民主政治，扭曲了很多香港人的國家民族價值觀。

在這種環境下，如果特首如港督一樣權力獨大，時間一久，恐怕會催生出現代版的節度使，難以節制。但是，假如特首權力太少，則不利於其有效執政，保證不了香港的繁榮安定，如此「一國兩制」恐怕會變成國際笑話。如何在這兩者之間作出最佳的平衡拉扯，鄧小平就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智慧。

如果不瞭解上述這個大勢，特首施政與建制派輔政就會如瞎子摸象，幹起事來「蝦碌」百出，在美英與泛獨團夥的陰謀毒計下更會險象橫生。有關例子之前有「佔中暴亂」與「旺角暴動」，最近則有土地發展政策、如何解決房屋短缺、過海隧道合併、逃犯條例修訂、引入外地醫生方案、眾多基建財務撥款等等的連番受挫。林鄭特首慨嘆能量不足，病因就在這裡。

下篇會介紹香港這個權力大勢。

原圖：文匯報

http://news.wenweipo.com/2017/06/16/IN17061600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