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獲得僱主賞識，固然是值得高興的事，若這份「賞識」能轉化為更為實際的「心意」，自然皆大歡喜。然而，當這份心意動用到公帑，甚至數額不菲時，公眾觀感就成了無可避免的衡量尺。

近日媒體調查上屆立法會去年12月底各議員辦事處的開支申報，發現在39位未連任的議員當中，竟有30人向合共157名議員助理發放了總額約940萬港元的獎金或花紅。報道一出，旋即引起不少迴響。尤其當看到個別議員助理，僅憑一人之身便獨得超過20萬港元的進帳，公眾心中難免浮現一個問號：這究竟是合理的勞動回報，還是在慷納稅人之慨？

在被報道點名的資深前議員中，林健鋒、張宇人與馬逢國所發放的金額最為顯著。相比之下，最牽動公眾神經的，無疑是馬逢國向5名下屬派發逾69.6萬港元獎金。其中一名月薪4.4萬元的助理，竟獲發高達26.4萬元的獎金，相當於額外領取了6個月的薪金。先不談這名助理的私德問題，單以分配比例計算，此人一己之所得已佔整體近38%，可謂非常誇張。雖然申報解釋稱，這是基於年資計算，且為了「補貼」部分同事過去接受「低於原職級薪資」或「資歷不相稱」的虧欠，但這種「遲來的補償」，在情理上是否站得住腳，仍有商榷餘地。

這就不得不提到現行的議員薪酬機制，立法會議員助理的薪酬並非由政府直接發放，而是透過議員每年獲批的「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以實報實銷的形式支付。目前每名議員每年可獲高達3,020,680元的營運開支，未用盡餘額可累積轉撥至任期結束前使用。當這筆年度上限超過300萬元的公共資源，在任期即將完結的最後關頭，突然化為一筆筆高達數十萬元的「花紅」時，縱然程序上完全合乎規定，背後所反映的制度漏洞與情理矛盾，依然經不起推敲。

試想一下，在一般的職場邏輯中，如果一名員工表現卓越、資歷過人，僱主為了留住人才，理應是按年、按表現合理調升薪酬，及時反映其工作價值。偏偏在辦事處即將結業、任期走到盡頭的時刻，才選擇「一口氣」發放巨額獎金。這種臨走散大財的做法，對市民而言是否看在眼內，「恨」在心中？

再者，這些動輒數十萬元的款項，背後是否有一套客觀、量化的評估標準？倘若員工入職時確實出現「薪酬與資歷不相稱」的委屈，當初又為何作此安排？如今又是憑什麼標準計算出這筆高達數十萬元的「補償」？ 私人企業老闆喜歡用自己賺來的錢封多大的紅包，旁人無權置喙。但議員助理的「花紅」全數來自公帑，即每一分每一毛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如果一切只交由議員個人的「主觀心情」與判斷，缺乏公開透明的準則，公眾又如何信服這些公帑得到了最有效的運用？

政界內亦存在不同做法。曾任立法會議員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向媒體憶述，自己當年離任時，為4至5名長期服務的員工自掏腰包支付遣散費，金額同樣相當於約5個月薪金。湯家驊明確指出，若屬於合約以外的額外花紅或補償，並以公帑支付，社會難免會質疑是否「慷他人之慨」，強調公帑的運用理應更為謹慎。

歸根究柢，現行議員辦事處開支申報機制，是否存在過於寬鬆的灰色地帶？若任由任期末期「大派花紅」的現象常態化，損害的將不只財政審慎原則，更會削弱整個議會在市民心中的公信力。立法會是否應適時檢討，為納稅人提供一個真正具說服力的交代？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