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落幕的行政長官選舉，李家超眾望所歸高票當選，各方祝賀聲音不絕，對香港未來也信心滿滿，仿佛已預見香港未來如有神助，所有問題迎刃而解。沒有水晶球的今天，這種亢奮的樂觀氣氛該由何因素支持。

但我們可以從今天做起，追求明天會更好，如果新一屆政府願意建構一支「強有力敢負責」的執政團隊。

筆者欣賞李特首拋出「以結果為目標」、「提速、提效、提量」的改革豪言，但這些目標能否開花結果，關鍵還是要看執行者有沒有決心走過整個改革的過程，無論多困難。若要論斷李家超未來五年的改革能否見效，推行近二十年的「高官問責制」將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重點。

心水清的讀者或者已經發現「問責制」近年已經更名「政治委任制」，由行政長官自行邀請社會菁英組成「小內閣」，並由此推動公務員團隊執行政務，但原本制度「問責」的制度要義被輕輕放下。

於是該制度長久以來因為缺乏問責文化而被視為「制度怪獸」。有此制度近20年來，除最近因「洪門壽宴」主動請辭的徐英偉外，印象中就只有四位官員因故自動請辭，包括2003年的葉劉淑儀（23條）、梁錦松（偷步買車），２００４年被指沙士報告「警覺不足」的楊永強，還有２０１２年騙取租金津貼的麥齊光。

為何過去五年問責制頻頻再被社會提起，因為官員應該被問責的事件此起彼落，但在位者卻欠缺前人主動承擔的風骨，上位者也欠缺改弦易章的勇氣，於是給人一種官官相護，得過且過的消極印象。

今年第五波疫情為何爆發？香港為何被反修例風波折騰得遍體鱗傷？甚至去參加「洪門壽宴」的官員也不只徐英偉一位，但為何其他人仍在其位？並非說一定要請辭離職才算「問責」，但仍再其位又要如何向社會展示自己承擔責任？卻甚少有人從此著眼。於是只要官員不尷尬再坐一會，尷尬的就是公眾。

一直以來，特區官員鮮少公開承認錯誤，很難不讓人懷疑它根本不知自己錯在哪裏，遑論要為錯誤承擔責任。但政府又該如何「承擔」，曾做過問責官員的學者張炳良教授認為，關鍵在問責制缺乏清楚的制度倫理和具體的問責傳統。

過往沒有不代表將來不能有，候任特首競選期間曾提出要為施政訂定ＫＰＩ，那會否考慮讓問責問化重回執政團隊？同時建構一套有效的問責機制，讓問責精神成為推動政治委任制發揮高效率的強大推動力。只有如此，「提速、提效、提量」才不會淪為一句競選口號，而是具體可見的結果與目標，這樣的改革才會見到希望。

原圖：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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