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熙琺瑯人陳忠信》一文中，談及康熙在粵海關送陳忠信入京的奏摺上硃批曰：「會法瑯者不及大內所造，還可以學得」。我以為康熙好像對陳忠信的工作表現有微言，但不滿的原因卻沒有足夠歷史資料佐證。後來我才發現是我大粗心了。

在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間，兩廣總督保送入京的有經驗的廣琺瑯工匠楊士章，宋潔、潘淳、黃瑞興、阮嘉猷等，進宮燒造琺瑯，已有一定成績，不但能自行煉料，也有能力燒製琺瑯。

台北故宮藏粉紅地琺瑯彩開光花卉碗

後來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兩廣總督楊琳上奏：「有廣州監生龍洪健、林朝鍇、何嘉璋等稟稱：洪健等粗知法琅，祈試驗手藝，應否送京效力等語。奴才即傳進衙門，令其製造，所製白料潔白光亮，紅料鮮明。今製成積紅杯盤一對，蓋碗一對，畫片八件，呈樣。龍洪健等三人隨帶製就白料一百二十觔，紅料一觔，於九月初九日，差人送京應役。為此奏聞」。這次有了事實證明，雖然人材方面只是「粗知法琅」，但已製成樣品及自煉料。所以康熙這次在兩廣總督楊琳的奏摺上批示了：「琺瑯大內早已造成，各種顏色俱以全備」。言下之意就是對既定成績的認同。這硃批是我先前忽略了的。

台北故宮藏康熙琺瑯彩紅地罌粟花碗

迄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兩廣總督楊琳上摺引薦陳忠信並遣入京效力時，康熙批曰「會法瑯者不及大內所造，還可以學得」。這完全是因為此時在康熙帶領下，琺瑯彩已發展到頗為滿意的「法瑯大內早已造成，各種顏色俱以全備」階段了。所以康熙有點躊躇滿志，很自自豪地批示：「會法瑯者不及大內所造，還可以學得」。這批示應該不是怪罪陳忠信，因為此時陳忠信還未開始工作。我再看此語不單不是怪罪，相反地還帶點一些鼓勵性質，康熙吩咐陳忠信這位「會琺瑯」的神父，還可以在大內，就是我康熙皇帝的家，再學習學習，因為你搞瑯彩的功夫還不及我。明顯康熙當時也很滿意在他本人長期領導下的琺瑯團隊的表現。當然後來陳忠信也不負所望，在短期內把畫琺瑯與煉琺瑯的技術進一步提升，也功不可沒。

台北故宮藏康熙宜興胎畫琺瑯三季花三果碗

我前文也談到康熙亦有意要當時在京的馬國賢 (Matteo Ripa)、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和馮秉正 (Joseph-Francois de Mailla) 幾位傳教士參與製作琺瑯彩，我一直以為他們沒有遵旨。但我後來讀馬國賢的《暢春園日記》，才知其實馬國賢和郎世寧二位宮廷畫師，不單有參與畫琺瑯，而且後來還耍了點小花招來抗旨脫身。

暢春園是清朝皇家園林，位於北京海澱區，圓明園南。原址是明神宗萬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偉修建的清華園。自暢春園落成之後，康熙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園內居住，康熙後來在六十一年 (1722) 駕崩於園內清溪書屋。馬國賢長期侍奉康熙，當然也常駐暢春園。

台北故宮藏康熙琺瑯彩黃地牡丹碗

馬國賢在康熙五十五年三月的《暢春園日記》如是說：「康熙皇帝對我們歐洲的琺瑯器以及琺瑯彩繪的新技法着了迷，想盡辦法要將畫琺瑯的技術引進到他早就為此目的在宮中設立的作坊中，由過去瓷器上用來施彩的顏料，以及他設法得到的幾件歐洲琺瑯器，製作畫琺瑯這件事變得可行。為了也要有歐洲的畫匠，他指派我和郎世寧用琺瑯彩料來彩繪，然而我們兩個考慮到，可能要和一群腐敗的人從早到晚在宮中作坊內相處，就覺得無可忍受，便推脫說我們從來未曾學過此項藝術。但即使如此，在命令的強迫之下，我們只好遵從，一直畫到本月的卅一日。在我們從未學習此藝術的前提下，我們毅然下定決心，永遠也不想習得此項藝術，我們故意畫的很差，當皇帝看到我們的作品時，說『夠了』，我們因此從被奴役的狀態下得到解脫」。

馬國賢(左) 與 郎世寧(右) 兩神父像

原圖：作者提供（頂圖為台北故宮藏康熙琺瑯彩白地花卉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