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在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殺》一書中有這樣的描述:
「在進攻南京的途中,日軍要求士兵參加殺人比賽,而日本媒體則像對待體育賽事一樣熱切報導此類事件。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比賽刊登於1937年12月7日的《日本廣知報》,這篇名為『兩少尉百人斬難分高下』的報道寫道:
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同屬駐扎在句容縣的片桐部隊,兩人進行了一場友誼賽,看誰能在日軍完全佔領南京之前最先以單刀殺死100個中國人。目前,比賽已順利到達最後階段,兩人幾乎勢均力敵。截至周日(12月5日),據《朝日新聞》報道,兩人『得分』 為:向井少尉殺死89人,野田少尉殺死78人。」(39-40頁)
既然我身在戰爭之中,我就沒有選擇,為了生存,就只有跟隨狼群的集體意志。
今天,我再次被派遣到戰場上的最前線,只見警察都配戴著簡單的裝備,例如頭盔、盾牌等,守衛在政府建築物外。而在我身後的是成千上萬狼一般的示威群眾,兵臨城下,隨時伺機進行攻擊。我們這批攝影記者雖然不是示威群眾的一部份,但是我們在戰爭中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我們就是「攝影作戰部隊」,擔付特殊任務。
既然有著過去的經驗,加上我們的獨特地位,我就更肆無忌彈行到在警察前面約2米距離,開著攝影機及照明燈,直接地拍攝其中一名警察的容貌。這名警員顯得很不自在,他不時移動身體以迴避鏡頭,而我則調較拍攝角度繼續追影他。可是警員的職責,他的崗位就像繩索一樣緊緊地捆綁著他,教他動彈不得,而我則享受著他那痛苦的無聲掙扎,並幻想著他發出連串的呻吟聲,以達到強暴所帶來的高潮。
期間,這名剛給我施暴的警員與另外一名警員交談,這又促使我去拍攝那另一位警員了。這個新對象,雖然不作任何迴避,但雙眼放空,像失去焦點,似乎已對我的埋身施暴放棄反抗,這未免太沒趣了。
「攝影記者的天職就是透過攝影機把影像客觀地記錄下來,展現事實的真相。」
「攝影記者應該持平中立,站在事件的中心,從不同角度拍攝現場實況,讓觀眾彷如置身其中。」
我曾經所持守的信念,已經被時化的巨輪輾壓毀滅。當任何人都可拿著手機自行拍攝時、當嘩眾取寵成為傳媒汰弱留強的標準時、當一小撮像電視劇《大時代》角色丁蟹一類人物不斷自我合理化各種語言及肢體暴力時、當社會有識之士和社會大眾繼續追求自身利益而對社會所有不合理現象視若無睹或沉黙時,我們唯一的選擇就只可以放棄初心,與同行比較誰可去得更狠、更盡,這樣我們才可以生存下來。
經歷多次的戰爭,我對一切慢慢變得麻木。我更加自我催眠,相信被我用鏡頭施暴的不是有血有肉的警察,而只不過是一堆統計數字罷了。
狼群終於群起攻擊,他們張牙舞爪,眼神中只有仇恨,他們肆意對警察作出仼何攻擊,而我們則配合狼群,繼續把鏡頭瞄準警察,捕捉他們任何一個錯誤動作。我們刻意避免拍攝狼群的暴行,因為我們都恐怕狼群會轉過來襲擊我們,我們唯有站在狼群的前方做牠們的盾牌,阻礙警察的行動⋯⋯
警察,你們就是滿身裝備,也幾乎無用武之地。在這種狼群可不擇手段去殲滅你們,而你們只可依法被動地守衞或回應的不對稱戰爭中,你們注定會輸得慘烈,儘管你們成功驅散狼群,但狼群背後有著更多無知的綿羊,他們的愚蠢及可隨意搧動和擺弄,就是這場及未來持續的戰爭中更厲害的武器,更何況我們這批攝影作戰部隊,深入陣地,已經把前線警察容貌、編號及行動一一攝錄下來,相關影像可隨時變為一把把武士刀,教你們的人頭落地。
我很慶幸自己的職業有著一道光環,我們猶如上帝一樣有審判世人的權力。透過自主編輯、播放及評論,這場政府建築物守衛戰已經被描繪為政權機器鎮壓學生。
作為「隨軍記者」,我們樂意拍攝甚至是協助製造每個強暴及殘殺的事件。不過,在這場香港大屠殺當中,被強暴被殘殺的不單止是警察,而是理性、良知、法治與和平等等,以及每個不敢對大屠殺說不的香港人的未來。
可是,為了生存,我不敢改變我過去的選擇。
此時,我舉目看天,正有幾隻白頭鷹在空中盤旋⋯⋯
作者:言立,一名暴亂現場警官
原圖:大公報、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6/13/YO1906130002.htm
http://www.takungpao.com.hk/231106/2019/0625/308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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