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和法國革命高舉民主、平等、自由，但革命後所建立選舉制度只惠及貴族精英，並非人民。民主哲學先哲洛克約翰、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都表示反對全民投票，支持貴族精英統治。受先哲影響，投票權不平等。美國最初只有白種男人地主和富豪擁有投票權，平民無份，美國到1856年才有全白男投票選舉，全國全民投票要到1965才實現。法國以稅收和教育程度決定投票權，1791年只有納稅者有投票權，1795年選舉只有受高等教育人士有投票權，當時只有約3萬人投票；雖然法國在1793年立法設定全男投票選舉，但很快便被推翻；法國要到1848年解放奴隸後才有真正的全男投票選舉。若果18世紀的革命份子真心搞「自由平等」，早就有全民選舉，不用等到20世紀。 從革命後選舉制度發展初期的不平等反映，在18世紀，「自由平等」只是推翻皇權的口號，並沒有真正的內涵。即使皇權被推翻、貴族精英上台後，「自由平等」思想一直存在於社會中。什麼才是「自由平等」？直到21世紀的今天還在討論。「自由平等」的定義不斷改變，其背後原因是既得利益者和未獲利益者之間的鬥爭。 貴族精英獲得權力後，了解「自由平等」的號召力和破壞力，懼怕其他人用「自由平等」推翻他們建立的貴族精英權力制度。或許為了維護貴族精英的權力，或許為了保障社會穩定，貴族精英通過哲學研究和推廣，不斷對「自由平等」的定義設置限制，以確保「自由平等」不會激起革命推翻現有制度。貴族精英的保守勢力成為維持現狀的拉力。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公利主義」（Utilitarianism）。

自由平等屢被重新定義

與此同時，制度中沒有獲得利益的人民，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不斷重新定義「自由平等」。當中包括奴隸、工人、女性、種族、性傾向等不同人士的「自由平等」。19世紀的「自由平等」思想推動了奴隸解放、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權益和女性平權運動；20世紀出現種族平權、性別傾向平權等思想。「自由平等」逐漸成為主導19和20世紀社會政治變革的重要推力。 選舉制度本身屬於「公利主義」：獲多票者勝選，少數服從多數。但選舉制度的投票權，隨著貴族內部的鬥爭和「自由平等」定義的改變，而不斷增加投票權，漸漸從精英選舉走向20世紀的全民選舉，選舉制度也在二戰後被捧為「民主」、「自由」、「平等」。但在選舉制度被視為「民主」之前的19世紀，選舉制度被視為維護特權貴族精英階層的「不民主」制度。 1789年法國革命期間，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發表法國人的意義：「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羅伯斯庇爾的自由平等概念來自霍比斯和盧梭。霍比斯認為人與人之間在生理上差異小，原屬自由和平等，但社會制度和個人經歷導致不平等。現代有關平等自由的討論，都以霍比斯的說法為前提。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但由於社會不平等，人們不自由；只有社會平等，才可達致自由。盧梭後來的推論是：社會不平等和不自由源自神權和皇權，推倒專制君王便可達到自由平等。法國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體現「自由、平等、博愛」：革命者有殺生的自由，平等殺害皇族、貴族、平民，出於博愛，連羅伯斯庇爾自己最後都死於斷頭台上。

英書曾指倡獨立毀法治

美國獨立打擊英國的經濟和勢力，法國革命斷頭台嚇壞英國貴族。英國貴族精英們要發展新思想，阻擋革命浪潮蔓延。法國革命的大屠殺，被英國保守派學者Edward Burke標籤為「恐怖主義」，告誡人民不要亂搞革命，否則社會將會陷入混亂。1776年美國革命爆發，英國政府秘密委托法律專家編寫《An Answer to the Declaration of American Congress》，內容主要從法律角度，反對美國獨立，談及國家及人民的責任：就算人民在政府架構中沒有代表，人民仍有責任繳稅。書中認為，人權由法律界定，並非天賦。獨立破壞法治，不屬於人權。這部書的作者當中，有一名年輕的法律專家，邊沁（Jeremy Bentham），他正是後來現代公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創始人，以及現代法理學原則的主流思想，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的奠基人。 邊沁最著名的著作是《道德與立法原理引論》。他最重要的倫理思想，用一句話概括：犧牲小部分人利益讓大部分人幸福（下稱「公利主義」）。用更簡單的話說：少數服從多數。看似簡單的道理，延伸出來的道理和邏輯很不簡單，當中涵蓋法律、政治、公平、自由、倫理等各方面。我們現在身處的社會，某程度上是根據邊沁的公利主義理論所建構。 現代法理學的主流思想，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正是「公利主義」所衍生的法理思想。法律並非由道德決定，而是通過邏輯思維反覆推論而來。邊沁認為法律是國家主權的伸延，目的是彰顯國家存在的目的：維持社會秩序和保護人民。在正常合理的邏輯思考下，大多數人希望社會有秩序，不希望有戰亂危害自己生命財產。因此，社會出現國家政府，其存在目的在於維持秩序。根據邊沁的「公利主義」，穩定秩序屬大多數人的幸福。而為了達到秩序這大眾幸福，國家建立法律，以法律規範人們的行為，犧牲小部分人的利益。現代社會的法律乃基於邊沁「公利主義」。 邊泌的朋友，法律哲學學者John Austin根據邊沁的「公利主義」，將法律從道德規條轉化為科學。Austin認為法律是反映國家政府權力與人民服從的社會事實。法律與道德應該分開，所有法律的背後皆有邏輯。最終的邏輯正是維繫國家主權和社會秩序穩定。Austin的法律哲學思想主導19世紀末以來英國及美國的法律思想發展。 20世紀法學大師H.L.A. Hart繼承邊沁和Austin的思想，提倡法律實證主義。他的著作The Concept of Law將法律分為「第一規則」（Primary Rules）和「第二規則」(Secondary Rules）。前者基於邊沁和Austin的思想，即法律建基於國家主權的意志，要求人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以維護大眾利益，例如刑事法。後者則屬於輔助性質，跟賦予立法和司法權力及社會程序有關，當中包括憲法制度、合約法、婚姻法、遺囑法等，為政府和民間制定規條，作為跟從的依據。這些規條的最終目的還是秩序。

民主制或淪多眾暴政？

邊沁的徒弟John Straut Mills（彌爾）將邊沁的思想命名為「公利主義」，是公利主義的接班人。他在19世紀中期出版《論自由》（On Liberty），糅合公利主義和自由主義，成為現代自由理論的核心思想。 作為英國貴族精英，彌爾《論自由》中討論「自由」時，充滿保護精英階層的意味，對皇權統治和民粹統治有巨大戒心。此書開宗名義寫道：「政府暴政」（Tyranny of Government）和「多眾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都不是好制度。政府暴政需要通過憲法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權，防止政府墮入暴政，建立民主制度。但彌爾認為，這民主制度並不完美。第一，統治者更替影響統治質素。第二，容易墮入「多眾暴政」。 民主選舉制度本身屬於順從公利主義「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少數人必須服從多數人意願的投票結果。根據公利主義的邏輯下，少數人將會被犧牲。若以同一邏輯推論，上台後的政黨維護的將是支持者的利益，反對者的利益和信念將會被犧牲，甚至被打壓。民主選舉將墮入「多眾暴政」。在「多眾暴政」下，若民眾意見作為社會統治規則，法律會不斷因民意改變，法治將蕩然無存。 彌爾認為，若兩者取其輕，「多眾暴政」比「政府暴政」更差。彌爾所推崇的最理想政治狀態是社會上每個人都擁有高質素道德，不去傷害對方，自己擁有自我主權，實現自由。但當人民未有如此高質素道德價值觀，為了避免社會墮入「多眾暴政」，若有必要的話，彌爾支持由精英領導的「政府暴政」，以法律限制個人自由，達到社會大眾的自由。

彌爾撐自由但指應設限

彌爾支持自由，包括個人自由、言論自由、自由市場等，應該限制政府侵害個人自由，他反對政府試圖統一各人思想，甚至反對政府提供教育以確保每人有自我思想；但是，這一切的自由，都建基於「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任何自由行動的前提是不會對其他人造成傷害。若該自由行動對其他人帶來傷害，為了大眾的利益，該自由應被限制。政府的存在，在於建立法律，限制個人自由，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避免個人因自由損害他人，讓大眾享受最多的自由。 彌爾的《論自由》一方面歌頌自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嘗試把18至19世紀所推崇的自由平等思想置於法律之下，以穩住由貴族精英領導的政府，保護貴族精英推翻皇權的革命成果，避免貴族精英被多數平民推翻。彌爾巧妙以「公利主義」，把限制自由的法律，作為保護自由的必要工具。在彌爾《論自由》的推論下，霍布斯《利維坦》所描述的國家政府，與追求個人自由並無必然衝突，因為國家政府正以法律保障個人自由。 反過來說，當人民試圖以武力推翻國家政府，他們即違反法律，即使他們人數佔多，也將被視為「多眾暴政」。在彌爾的描述下，革命分子以武力推翻政府追求自由，實屬破壞自由的行動。即使人們追求「自由平等」，也不應以武裝革命形式追求，而是在法律容許下追求「自由平等」。人們應通過選舉制度推舉代表，在國家政府架構中追求「自由平等」。 受公利主義和《論自由》的影響，法治思想重新站起來。19世紀初期的革命浪潮漸漸在西歐消退。英國沒有出現法國式的大規模革命。19世紀中後期西歐各國政府進行從上而下的改革。各國的選舉制度逐漸擴大選民規模。德國和英國在19世紀末出現退休福利制度，漸漸發展成20世紀的福利主義國家。 但是，公利主義和《論自由》的出現，政制和福利改革，並不是因為貴族精英為首的政府良心發現，自我追求自由平等，而是貴族精英政府要應對平民勢力的崛起。 原圖︰HKG報

投票已截止，多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