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想起曾閱讀的兩本書:傅高義(Ezra F. Vogel)的名著《鄧小平時代》和畢寶魁教授的《孤獨的改革家——王安石》,兩本書的主角都是我國的改革家。《王安石》一書的扉頁寫著:「他動了誰的『蛋糕』?一場改革為何如此之難?」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主導的改革失敗了,四十年多前一手推動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成功了。改革確實充滿跌宕,甚至風險。這便難怪2022年7月1日迄今,特區政府幾乎沒有和應過國家主席習近平當日提出的「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我國自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能夠成功,和當時的氛圍很有關係。十年文革浩劫後,我國人民窮怕了,亟想尋找新出路。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1979年,小崗村實現了大豐收,糧食的總產達到6.6萬公斤,相當於1966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總和;油料總產達1.75萬公斤,是1979年之前二十多年的總和。這事證明當時在民間亟思改革,甚至走得很前。更重要的是:一年後便立竿見影,當地農民得蒙其利,這為全國改革開放增添不少政治能量。小崗村的事情傳開後,中央政府乘勢在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段歴史對即將進行改革的香港特區有何啟示?
1)民間有改革呼聲,這為以鄧小平為首推行改革的領導幹部,提供不少政治能量。
2)民間亟願改革,甚至主動,以至偷步進行制度創新的探索。
3)領導幹部識變、應變、敢變和成變,反應敏銳,掌握改革主動權,在1980年年初便把安徽一個縣的改革,推廣到全國,之後更寫進我國憲法。
4)安徽小崗村的改革,雖然只是整個改革開放中的一小步,但一年便見效,這為其他對改革猶豫的人民和官員,打下強心針。
5)鄧小平三起三落的經歴,積累足夠政治威望,他支持農村改革,令其他擬拖改革後腿的力量,無從使力。至少當時內地沒有機制讓人入禀法院提司法覆核,透過法院煞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令改革一出閘便脫腳。
由於時空不同,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沒有1980年代我國的改革氛圍,甚至遇上強大的反改革勢力,故王安石的改革失敗了,變成孤家寡人。香港今天有沒有1980年代的我國亟盼改革的氛圍?由於歴史原因,不少人自回歸以來一直認為香港制度無需改變。若有人嘗試改動,便會被說是「禮崩樂壞」,這也是昔日筆者在特區政府工作時,屢屢遇上的阻力。那麼,今天有沒有改變?有沒有1978年我國農村冀盼改革的氛圍?聰明的讀者可以自行判斷,相信中央港澳辦也會對港局洞若觀火。
香港特區要進行改革,是否也在解放思想的基礎上,挑選一些較快見到成效的改革措施先行,以便為特區改革積累足夠政治能量。
同文劉瀾昌兄說:「(改革)不能只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修修補補,許幾個願派幾顆糖」,「而真的是要做一篇新時代大變局中的大文章」。劉兄更精闢總結說:「說一千道一萬,香港不填海,永遠追不上新加坡。」
若特區政府以加快填海造地來著手解決困擾多年的土地不足問題,極可能一出閘便被人司法覆核。不信,看看倡議了兩年的新田科技城,今年8月時便被所謂「環保團體」入禀司法覆核。特區政府若要為改革護航,是否要考慮透過修改法例,把凡是有關土地開發和發展的事宜,減少受到司法覆核的拖延禍害,打蛇打七寸,先廢掉所謂「環保團體」的武功?否則,隨時寸步難行,一出閘便被固有利益鼓動所謂「環保團體」去絆馬,令「破除固有利益藩籬」,變成一句空話。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鄧公的名言:「誰不改革誰下台。」9月6日《學習時報》也發表頭版評論:《讓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這些說話都是指內地官員的,又會對香港官場有何啟示?新聞報道又剛說,特首將在9月20日至21日率團訪京,究竟有何玄機?資訊太多,筆者愚魯,未敢妄議。
原圖:星島日報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62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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