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2019年，大部分人只記得1919年五四運動的100周年紀念，又或者是天安門事件的30周年。但中國現代史上的真正改革，其實有賴於1989年5月4日，中國政府對人民的承諾，促使中國經濟和科技30年來高速發展。只是1989年5月4日發生的事，卻被後來發生的6月暴動和謊言所掩蓋。

自胡耀邦於4月15日逝世，全國各地民眾和學生發起悼念胡耀邦活動，然後逐漸變成遊行示威活動。這些遊行示威原本都是為了改革，並非為了推翻政府。學生高舉「擁護共產黨」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同時，提出7項訴求，例如重新評價胡耀邦和平反文革受害人士。與民生有關的有三項：

1.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教育和知識分子）

2. 盡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新聞）

3.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布詳情。（貪污問題）

1989年的「五四運動」

5月4日，總理趙紫陽發表講話。趙紫陽認同學生有合理的要求。他表示，中國「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應該通過改革来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

趙紫陽的講話是有作用的。5月4日後，各地學生陸續回到校園，學校復課，4月中以來的一系列示威活動告一段落。

促成1989年的「五四運動」有多方面。貪污腐敗是原因之一，但此並非主因背景。民眾紀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動，漸漸演變為「五四運動」，原因有多方面，當時中國嚴重的貪污雖是其中之一，但卻非主因背景，因胡耀邦主政時期進行的改革開放，雖是中國開始出現腐敗之時，但發起「五四運動」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之所以會紀念胡，是因為他在任內大搞高等教育和學術自由。

中國知識分子真正冒起是1980年代以後的事。民國時期，中國受教育的知識份子集中在城市或富裕人家，絕大部分農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人民不認字，即使有選舉也不懂投票，工人質素差也不利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中國全國5億人口識字率不到20%，與同期印度一樣。之後的文革對城市知識分子是浩劫，但對佔全國人口8成、在農村無機會讀書的貧民卻是另一回事。當時大批城市知識分子下鄉，為農村提供教師和科學家，使全國教育水平和農產量大幅提升。文革後的1975年，中國7億人民識字率升至60%，同期印度識字率只有40%。文革前，中國初中和高中升學率分別是50%和30%；文革後，初中升學率達90%；高中升學率達70%。文革促使全國人民的基礎教育提升，為1978年改革開放提供大量有基礎知識的工人，受過教育的農民也有機會通過工作富裕起來。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重建大學教育系統。中國也開放學生到海外留學。80年代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冒起。但文革對知識分子迫害記憶猶新。胡耀邦擔任總理期間推動學術自由，在知識分子當中甚有威望。因此，胡耀邦的去世引起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懷念，也趁此機會要求政府承諾保護，避免文革重臨。

知識分子地位日漸提高

1989年「五四運動」中，趙紫陽對知識分子的承諾：提高知識分子待遇，至今仍然有效。在往後的30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日益提升。80年代的大學生們，現在大多成為中國社會的精英分子，正在各行各業推動中國發展。

中國政府進行多次教育改革，加大投資教育，更多人獲得大學教育的機會，知識分子數量大幅增加。中國大學畢業人數以倍數增長：1980年代中國每年約30萬人大學畢業，1990年代超過60萬；2001年大學畢業生達150萬；2018年中國大學畢業人數達820萬。換句話說，90後一代人有30%至40%大學畢業，年輕人都成了知識分子。

進入21世紀，中國政府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政府加強支持大學生就業和大學生創業，鼓勵大學生、教授和海歸知識分子把知識帶進社會經濟。中國部分領頭企業也響應政府號召，加大投資科研，推動科技創新發展。中國政府與知識分子合作推動社會科技發展。

至此，中國政府以實際的教育改革，回覆1989年五四運動大學生們對於「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的要求。同時也呼應了1919年五四運動追求「賽先生」的願景。從知識分子和教育改革方面的角度來看，1989年「五四運動」完全成功。

六四事件 損新聞改革

但是，1989年「五四運動」的新聞自由訴求，則被部分學生領袖和外國勢力搞破壞。中國政府不是沒有做，是一開始進行新聞自由改革，就被人利用去搞亂社會，導致中國政府不敢開放新聞自由。

1989年5月4日天安門集會後，學生和民眾開始和平散去，大學復課，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事件原本告一段落。但少部分北京學生領袖反對學生自治會的談判代表，阻撓談判。他們為再次煽動民眾集會，更在5月13日，趁著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準備訪華之際，開始在天安門絕食。

若根據以往中國政府對傳媒嚴厲監控，外國傳媒根本不可能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拍到天安門學生絕食和集會的情況。但事實是，外國傳媒可廣泛報道5月到6月學生絕食集會的事情。當時外國記者便曾說道，他們來中國是為了採訪戈爾巴喬夫訪華，結果發現了革命。外國傳媒在中國採訪學生示威集會的事情，讓全世界都能看到。同時，六四示威學生可以聽到BBC、美國之音等新聞外國傳媒報道。這些事件側面證明，中國政府在1989年5月開始慢慢放寬傳媒監控。

但是，六四事件的部分學生領袖和外國勢力卻利用了傳媒報道變成造謠生事，搞亂社會穩定。早在5月中發動絕食行動之際，學生之間已有流言指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發動絕食行動，將引起外國傳媒注意，繼而逼使中國政府作出更大讓步。此類流言成功煽動部分民眾再次集會。5月22日，謠言成功煽動民眾首次攻擊解放軍，導致67名士兵受傷（張良《中國六四真相》）。到6月初，新聞報道更有大量假新聞流傳，例如軍事政變、鄧小平被殺、王丹被殺等。假新聞的流傳煽動人民情緒，加劇局勢不穩。中國軍隊的克制換來更多民眾肆意攻擊軍隊，甚至焚燒裝甲車。但自詡公平公正的外國傳媒，卻對前期示威群眾攻擊解放軍的暴動行為隻字不提，偏頗地只報道後來的解放軍鎮壓，塑造「軍隊暴力鎮壓和平學生」的假象。六四事件結束後，中國政府唯有收緊新聞自由，避免外國傳媒謠言搞亂社會，以保護衛社會穩定。可以說，在六四事件搞亂的學生領袖，親手葬送把原本到手的新聞自由。

反對派阻礙中國反貪

至於貪污問題更難搞。貪污不單是制度體制問題，更是文化素質的問題。政治體制能打倒貪官，卻無法確保新上任的官員不貪污。就算台灣有民主選舉也可以推舉陳水扁這種大貪官當總統。只有人民和公務員文化質素提高，做到官員不受賄，人民不賄賂，建立上下痛恨貪污的文化，才有真正意義上建立廉潔社會。中國政府也曾有朱鎔基打貪官，但打完又有貪官上任。直到近年習近平上台後嚴打貪污腐敗，在全國各地建立反貪監察，再加上努力教育推廣反紅包文化，中國貪污問題才有所紓緩。

然而，中國政府打擊貪污腐敗的努力，卻在「廉潔」香港被自稱「民主」人士所阻撓。因為中國和香港沒有引渡法例，香港成為貪官富豪的避風塘，不少貪官富豪躲在香港。貪官富豪養著一幫律師保護自己。近期，這幫律師正為自己的米飯班主，積極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正所謂：不犯法就不怕法律制裁，只有逃犯（和他們的律師），才怕自己（僱主）引渡。真正阻礙中國反貪的人，正是所謂的「民主派」。

原圖：大公報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9/0511/2867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