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輿論環境十分開放，也十分活躍，每日通過新聞報道、評論、專欄和烽煙節目的意見流量非常大，而且很容易因一些事件一哄而起，過早下結論，接着一哄而散。在這情況下，令相當一部分人即便在重大問題上也嚴重錯判，造成重大損失，這在投資市場屢見不鮮，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亦然。

香港在近代歷史上最嚴重錯判是九七回歸。由1982 年中英談判到1997年回歸這15年間，很多人尤其精英階層在國際和香港輿論影響下以為九七是大限，於是前仆後繼地移民。多少「太空人」因而家庭破碎、又有多少人因為賣掉香港房產，後來因為想回流，卻遇上香港樓價飆升而滯留異鄉。司徒華先生在其回憶錄《大江東去》也提到他在1996年到美加為民主黨籌款時，因為擔心1997年後離港便不能再返回香港而落淚一事。然而1997回歸後，司徒華先生和其他反對派人士不是來去自由嗎？

九七過去，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九七前我們確實犯了集體誤判？但我們沒有總結，沒有防範同樣錯誤繼續在發生。今天，我們多了社交媒體，在社交媒體上的輿論更加即時，流量更加大，接觸到的青少年人更多，問題是不是更嚴重呢？

當眾聲喧鬧時，我們又有多少人能撥開迷霧，吸取歷史經驗，慢一慢，想一想，客觀冷靜判斷呢？當輿論出現這種狀態，從政者更應從理，而不是從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