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同年，香港大律師公會註冊成立。大律師是擁有訟辯專業知識和專門從事訴訟業務的法律執業者。大律師公會成立宗旨主要是對所有影響法律專業及司法公正的事項作出適當的相關行動。
2018年1月18日，香港大律師公會改選。結果，曾於05至07年擔任主席的戴啟思當選為主席。過去的十年中，大律師公會主席多數能在沒有競爭之下自動連任。但是，這一次，前任主席林定國尋求連任失敗。乾坤扭轉，出現競逐。原因何在？有法律界人士以「政治化」作為答案。對於「改選政治化」的言論，新任主席戴啟思給予直接的否認，甚至視之為一種「侮辱」。
到底政治與法律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一般而言，律師「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法官根據法律作出判決。在這個層面上，很難說法律與政治扯得上什麼關係。但是，當社會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出現嚴重分歧而需要作出解釋時，法律與政治卻拉上了關係。戴啓思強調自己非政黨中人，而政治背景與其發表的法律意見是毫無關係。這一言論又是否「此地無銀三百兩」呢？早前，前主席林定國就「一地兩檢」發出措辭強硬的聲明，還可以說政治與法律完全獨立嗎？答案顯而易見。不是！
馬克思主義認為原始社會既沒有政治亦沒有法律，認為「政治和法律歸根到底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工具」。回視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早期，政治與法律乃一體發展。由中國的《韓非子》和西方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可見一斑。其後，公民通過立憲限制皇權，政治與法律二分；而獨裁統治者頒佈各種各樣的法律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又將政治與法律合二為一。「三權分立」將政治與法律相對獨立，利用法律監督政府施攻，利用法律維護人權。由此，我們可以說政治與法律兩者交織聯繫，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大律師公會與內地(特別是中央政府)的關係是社會另一個關注點。新任主席戴啟思表示，鑑於自己過往與內地有良好工作關係，深信關係不會變差。而行會成員湯家驊大律師卻直言擔心，更認為「日後的影響不容低估」。
此外，戴啟思更明確表示，大律師公會成立的其中一個使命是以其專業保障香港法治。而他更滿懷信心地帶領大律師公會扮演更積極角色，在法治議題上表態。另一廂，湯家驊又引述有接近內地官方人士認為，「有人反對『一地兩檢』並無問題，不過需理性和足夠理據，言論毋須『過火』，坦言現時公會『同公民黨冇分別』」。
倘若大律師公會與中央政府站在兩個完全對立的兩端，各自陳述而無法達成共識，如何能夠裨益香港的再發展。
且說，大律師公會已服務香港接近70年。一直以來，大律師公會保持中立並致力維持大律師專業的尊嚴及獨立性。此外，在改善香港司法的執行、訂明大律師專業、紀律及操守之守則以及促進法律專業人員的互相了解和良好關係作出貢獻。大律師公會大可繼續為香港律師專業發展扮演主導角色。或許，在一國前提下，發展並成立一個以港人福祉為出發點並且有能力調解「普通法」與「大陸法」不同的「中國香港大律師公會」才是出路。當然，路之遙，馬兒是否有力？
原圖：大公報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7/1219/3525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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