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吳靄儀稱23條立法為「破壞香港安寧的立法」，更以「不要官逼民反」為題撰文強烈反對立法。結果呢，近年佔中癱瘓香港，旺暴血腥駭人，時間證明沒有及時立法才是破壞香港安定的根本原因！十五年前，梁家傑、余若薇、吳靄儀、李志喜等人組成「二十三條關注組」（公民黨前身），撰寫一套七本立法問題小冊子廣泛派發，輿論洶湧，最終萬人上街，抗議立法。結果呢，近年港獨猖獗，香港發展嚴重受阻，連習主席來港都看不過眼，循循教誨：香港即使「有家底」，也已經「經不起折騰」。十五年前，反23條立法的泛民飛往英美尋求外部干預，從美國國會議員、國際律師公會到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無不對立法指手劃腳。結果呢，今有河童接棒全球飛，不遺餘力唱衰香港，梁游辱華稱「支那」，民族黨公開搞港獨，泛民「已完」勾結台獨！
十五年後，翻開塵封的《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港人是時候清醒客觀地看待廿三條立法，體會2002年保安局提立法建議的誠意，除了擔起保家衛國的憲制責任，政府也竭力改良原有含混嚴苛的普通法原則，去除殖民地遺留舊法，旁徵博引各類公約、外國及本港案例，務求令23條立法合宜合適。或者只是一杯咖啡的時間翻閱數頁諮詢文件，就能讓人從泛民漫天的口誅筆伐中清醒過來，看到立法原意的可貴之處。
刪除現有的《刑事罪行條例》叛逆罪裡「針對君主或國家元首作出的罪行」條款，例如襲擊君主的罪行，使其符合《基本法》的憲制概念。
諮詢文件多處提及將現有的普通法罪行訂明為法定罪行，明確入罪條件，避免爭拗。2.14指明「隱匿叛國」裡何謂「適當當局」；4.13建議將煽動他人干犯叛國等罪的普通法罪行訂明為條文；2.11建議將「協助交戰的公敵」相關判例編纂為成文法則。
現有的《刑事罪行條例》第II部第9-14條可概括歸納為煽動的行為，具有英殖期間嚴格管控殖民地、防止叛亂的特色，陳弘毅指出此法基本上抄襲自其他英殖民地相關法例，比英國本土有關法例嚴苛。例如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政府，意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或意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政府建議23條立法時，純粹發表意見、報道、評論其他人的意見及行為不會構成刑事罪行，但煽動他人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達致危害國家目的，則屬犯法。
諮詢文件建議廢除不適用的普通法罪行，可能因為此罪行已包括在其他罪行裡，例如2.15的「有代價地對叛逆罪不予檢控」。
23條立法諮詢文件擬定時，充分並謹慎考慮了國際公約中關於人權及自由的條文，既有因《基本法》規定而對香港特區有約束力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有其他在本港無憲制地位的條約或原則，如《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約翰內斯堡原則」、「錫拉庫扎原則」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案例及改革建議也有涉及，例如國家與公民的「回報關係」就參考了《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員會第49號文件》。
基於普通法罪行而訂立的現有法例條文，某些或未有清晰列明罪行元素，難以確認法庭判案時，是基於條文用語詮釋，還是引入普通法進行詮釋。例如1952年《大公報》案，該報因刊登《人民日報》抨擊港英迫害愛國人士的文章，督印人費彝民等被控煽動叛亂罪，原訟庭及上訴庭直接按照條文用語判案。23條諮詢文件認為現在必須在維護言論自由的前提下，審視此一司法先例，保障人權。
在23條立法後，某些現有法例部分將變為「非必要」，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控罪的免責辯護。同時，某些法律規定本身有違刑事審訊證據原則，也已經被大部分普通法轄區廢除，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12條的「任何人不得因一名證人所作的未經佐證證供而被裁定犯煽動罪」。諮詢文件建議，為釋除公眾疑慮，在23條立法中仍予以保留這些現有規定。
《基本法》二十三條中的「分裂國家」、「顛覆」罪行，現有法例並無明確涵蓋。諮詢文件於是建議將現有「叛逆性質的罪行」的部分適用範圍抽出作為新法的根基，既明確了舊法的部分應用情況，也使新法更具公信力。
據陳弘毅分析，新增的「分裂國家」、「顛覆」罪行，建基於香港原有叛逆罪「發動戰爭」的概念，牽涉「武力」、「威脅使用武力」及「嚴重非法手段」，比中國內地相關條文寬鬆明確。
十五年前「妖魔化」23條立法，造成今日港獨肆虐，黑金氾濫，暴力對抗日益升級，回歸二十年香港優勢漸失。重啟23條立法，以持平心態討論立法建議文件，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原圖：
http://3g.china.com/act/military/11132797/20151022/20606343.html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politics/2016-10/3382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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