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前夕，下午六時多，我身處中英國際邊界上的香港落馬洲口岸，平生第一次親身感受到改朝換代的震撼。那時，在添馬艦出席告別殖民統治晚會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正不斷在全球的注視下竭力地保持英國政客的所謂風度。在大雨淅瀝中，彭勉強擠出其招牌笑容，可佈滿臉上的水珠使人根本分不出它們究竟是淚水、汗水或者是雨水。香港上空的帝國斜陽終於走到了永遠落幕的時候。 其實，曾經存在過達150年的港英政府在那一刻早已經煙消雲散；除了執勤的守衛警員與掃地阿嬸外，偌大的港督府已經空無一人。不過，在半夜12點前，特區政府還只能是蓄勢待發，還未正式誕生，而象徵國家主權與穩定力量的人民解放軍也還有5個多小時才開始進駐香港。大多數市民當時可能沒有察覺到，在殖民地這最後幾個小時，香港其實是處於權力真空的狀態，社會只是依靠慣性來運作，這種情況在邊境尤為突出。

見怯生生年輕的助理局長 心涼了半截

在這時刻，處身於落馬洲口岸大樓中臨時指揮中心的我，心底裏突然不期然地湧出了身處風口浪尖的感覺。站在我旁邊的是兩名身上配上不同頻率對講機的傳令警員，通過這個無線電網路，我可以毫無困難地指揮在沙頭角、文錦渡、羅湖及落馬洲四個口岸乃至沿邊界全線執勤的近千名同僚。在經過近半年的訓示與演練後，這些精神抖擻的警務人員全皆在崗位上枕戈待旦，準備好接受命令，在這歷史時刻擔負起維護邊界安寧，接應解放軍進駐的任務。 身為現場的最高指揮官的我見萬事俱備，便根據事前定下的安排，打電話給保安局，想要通知他們，容許解放軍進駐先頭部隊的安排已經就緒，其他的所有部署都在操控之中。可是，整個保安局似乎也是空無一人，已經沒有人接聽電話。換句話說，港英政府與邊界執法人員的指揮聯繫已經不復存在，在未來的數個小時，我得靠自己了。 稍後，我收到一個口頭報告，說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名保安局助理局長已身在口岸大樓中。幾經周折，我們才在大樓一角，找到了這位理論上代表保安局統籌當晚所有邊界事宜的助理局長。但當我看到他怯生生，年紀不過20多，一臉茫然，不知所措的模樣，我的心就涼了半截。

緊握指揮權 確保解放軍得最妥善護送

在當時英退中上，青黃不接，指揮錯綜複雜的敏感氛圍下，我哪里還有功夫理得上這位「娃娃」文官，向他解釋並「請示」整條邊界線所發生的事情？而隻身一人的他看上去是那麼的虛弱無助，明顯不想、也沒有能力去統籌全局。我的腦子轉了一轉，一咬牙就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個原則攥在手心。隨後，我命人把這位保安局「菩薩」禮貌地供著，自己則緊握指揮權，發施號令，確保各路解放軍進駐香港時得到最彈性的方便與最妥善的護送，那怕有些做法在技術上是繞過了英國政府在談判時堅持的所謂原則。 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之後，我留駐邊境警區，擔任特區政府第一任首席邊境聯絡官，時間長達兩年半之久。在此期間，我主導建立了「一國兩制」下的新邊境聯絡機制，使到港深兩市政府的前沿溝通暢通無阻。我之所以能夠有效地完成這項史無前例的重要工作，實在得益於自己從小到大所累積的國家歷史與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我雖然曾在英國留學多年，也在殖民地警隊當上了高級警司，但我始終有一顆中國心，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事事總是以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

愛國順理成章 成回歸最大得益者之一

在此後的近十年工作當中，全面擁抱祖國的做法為我贏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難得發揮機會：我被保送到清華大學及中山大學進修、帶領同僚前往北京公安大學學習、以香港警察文化交流團團長的身份帶隊到內地進行考察訪問、成為香港警察公安大學同學會創會會長等等。這一切不但把我的工作領域極大程度地豐富，更使我的人生添上了無限色彩。只因為順理成章地愛自己的國家，我就成為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下的最大得益者之一。 我在2000年在警隊創立了歷史學會並定期舉行講座，與同僚們分享如何以中華文化與歷史的智慧在「一國兩制」下暢順有效地執行任務。在退休近九年的今天，這個講座仍然持續，至今尤強。 我這20年的經歷就是眾多最好例子之一；擁抱國家，你的中國夢就有億萬同胞一起攜手追求，但如果你自我摒棄中國人的身份，就等同自絕於13億國民，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地。我衷心希望香港年輕的一代能夠盡快跳出別人的蠱惑，徹底摒棄害死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改為實事求是地去認識自己的國家。否則，你們將來定必悔之莫及。 未來的30年，你們會如大多數人一樣，安坐在國家的崛起快車上，奔向理想與幸福，抑或是成為國家棄民，舉家投奔怒海，就在現在的一念之間！ *編按︰大家如有興趣分享自己對回歸廿年香港及個人感受，歡迎加入HKG報慶祝回歸廿載活動，請附上今昔兩張照片，另加短文，發來[email protected]，一經採用，即於7月10日後安排奉上200元超市現金券，共賀回歸，更有機會獲邀成為本報blogger。 原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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