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內地旅遊市場再創佳績，全國接待遊客人數屢破新高。然而，人山人海、景點擁堵、交通癱瘓、服務品質下降等問題也隨之而來，不少旅客感嘆「放假如受罪」。熱鬧背後，是假期結構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一邊是全民集中放假所帶來的社會資源擠兌，一邊是法定帶薪年假長期「紙上權利」的尷尬現實。
早有學者與公眾倡議，與其維持「黃金周」這種「全民趕集」式的休假模式，不如將假期「化整為零」，推動帶薪年假制度全面落實，讓民眾自主選擇出行時間，實現錯峰旅遊。理論上，此舉既能提升旅遊體驗，亦可平衡經濟效益，避免節日期間供需失衡。然而，這一理想圖景的實現，卻面臨兩大現實障礙：其一，中國社會重視節慶氛圍與家庭團聚，黃金周的集體放假具有強烈的文化與情感共鳴；其二，家庭成員需協調時間共同出行，若年假各自安排，難以實現「全家出遊」的願景。
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年假真的能自由選擇嗎？眾多現實案例揭示，對大多數打工仔而言，「帶薪年假」仍是一項難以觸及的奢望。
根據《法治日報》2023年的調查，不少企業將年假「打折」、強制拆分、甚至以「曠工」威脅阻撓員工休假。山西一位醫院職員工作多年，年假僅能休三四天，且超過五天幾乎不獲批准；江蘇一位職工離職時才被告知「半年只能休2天年假」，完全違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中「連續工作一年以上即可享5天年假」的規定。人社部數據更顯示，近半數職工未能享受年假，民營企業員工平均年假不足4天，遠低於法定標準。
為何法律明文保障的權利，落地卻如此艱難？原因多重。其一，部分企業為壓縮成本、確保產能，將員工休假視為「人力缺口」，寧願支付三倍工資也不願安排實際休假。其二，勞動者出於對職位穩定、績效考核的顧慮，往往「自願放棄」休假權。其三，社會整體尚未形成尊重休息權的共識，監管執法亦顯薄弱，導致違法成本低，守法意願弱。
因此，與其爭論「黃金周存廢」或「化整為零」，不如回歸問題本質：與其取消黃金周，不如先落實年假。黃金周的存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年假制度失靈的「補償機制」——當多數人無法自由休假時，集體長假便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要破解此困局，需系統性改革。首先，應修訂《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明確「實際休假為原則，金錢補償為例外」，並強化行政執法，對違規企業提高罰則。其次，加強勞動監察主動巡查，暢通投訴與仲裁渠道，保障勞動者無懼報復地主張權利。再者，推動企業文化轉變，將員工休息視為提升生產力與幸福感的必要投資，而非成本負擔。
更重要的是，社會需重建對「休息權」的價值認同。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言：「科學與哲學來自閒暇。」休息不僅是工作的副產品，更是個人發展與社會文明的基石。當我們談論如何放假，實則是在探問：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是人人疲於奔命、假期如戰場的「過勞國度」，還是尊重個體節奏、享有真正閒暇的文明社會？
作者：時事評論員 林暉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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