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雨傘插警案」被告未有悔意，直言重來一次仍會作出同樣動作（刺向警察胸口），被告更涉及機場《環球時報》記者被毆打案，可算是積犯。如此危險人物，法官大人輕判罰款2000元了事，還講明「判監禁就留畀嚴重嘅案件」，頓時社會大眾嘩然，質疑之聲不絕於耳。

法官不是神，絕對有偏好。可惜藐視法庭罪在香港未廢除，研究法官裁決與其個人背景、政治取向、意識形態的關係，根本無從入手。久慧找來歐美研究資料，齊齊探索「法治」與「人治」的界限。

判決可以截然不同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指出，法官也是人，因為個人背景、專業經驗、生活經歷、政治黨性、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思想理念等因素，作出的判決可以截然不同，差異極大。剔除性別及種族因素，多個分析指出，共和黨委任的法官與民主黨委任的法官，作出的裁決可以相差很大，可見法官的政治偏好在裁決中佔了不小的比重。

自1940年代起，美國社會學家就開始研究法官的政治偏好，不少研究都證實了法官絕對有政治取向。例如1948年對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黨性研究，以及1960年對密芝根最高法院的研究，顯示民主黨法官比共和黨法官更傾向判勞工索償案件勝訴。除了對最高法院的案件裁決進行分析，60年代一連串對美國上訴法院的裁決分析，也顯示法官們是「政治行先」及「意識形態行先」，政治取態及政治價值影響裁決的比重，高於法律角度的考量。

從案例中體會偏好

以下來看看英美著名案例，體會法官的偏好如何影響判決：

政治立場：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案：

羅森堡夫婦被控間諜罪，但一直缺乏有力佐證，最終被處以死刑，是美國在冷戰中唯一被處以極刑的。不少法律評論家批評主審法官是受當時政治氛圍影響，先入為主，更政治上腦，而重判兩人死刑。
 
政治及個人利益：
 
Pinochet案：
 
現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金紫荊星章得主賀輔明勳爵在英國上議院審理「皮諾切特引渡案」時，沒有披露個人利益衝突，包括他太太Lady Gillian Hoffmann受僱於與案件相關的國際特赦組織長達20年，他本人也是國際特赦組織旗下某籌款機構的主席。此案由五位法官審理，最終3比2，作出有利國際特赦組織相關一方，不利皮諾切特的裁決，這三票中包括賀輔明勳爵決定性的一票。裁決後數日，賀輔明勳爵與國際特赦組織的關聯被敗訴的皮諾切特曝光，社會輿論哇然，質疑他判案不公。賀輔明勳爵被同案的法官同袍指責、被法律學者唾罵，但他堅決不辭職，並否認自己判案偏頗。稍後，英國上議院宣布此案裁決無效，再委任七位法官重審「皮諾切特引渡案」。

個人金錢利益：
 
Dimes v Grand Junction Canal案：

Lord Cottenham 在審完一宗訴訟一方為運河公司的案件後，被揭發他擁有該運河公司的股票。雖然他審理案件時並無表現出偏頗，但他不適宜審理涉及個人利益的案件。

Ebner v Official Trustee in Bankruptcy 案：
上訴人的丈夫破了產，但曾轉了一筆財產給她，上訴人嘗試從債權人要回這筆財產，債權人包括澳盛銀行。但是主審法官本身持有澳盛銀行的股票。
 
紐西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伊萊亞斯說過：「必須明白好法官並非意識形態上的處女，要法官與社會完全剝離是沒好處的。」但法官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是否接近普羅市民，能否體會到反修例暴動對市民的禍害，急市民所急；還是法官「堅離地」，仿佛活在象牙塔裡，缺乏英國法官處理倫敦暴亂雷厲風行的魄力，甚至缺乏止暴制亂的意識呢？

原圖：HKG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