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韓非子的〈二柄篇〉一語道破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 如果用現代的思維來解說,其意思就是:管理手法只有兩種,那就是用刑跟施德,亦即是罰與賞,所有其他手法都不過是罰與賞的不同演繹形式,無一例外。
1949年10月,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時,毛澤東的目光除了緊盯着還在重慶的蔣介石及其殘部外,同時也聚焦於地處雪域高原的西藏。1950年初,毛澤東向由西藏貴族與僧侶農奴主所組成的噶廈地方政府釋出善意,著他們派代表前來北京,商討如何可以和平解放西藏。不過,中央的耐心等待卻換來了噶廈政府陳兵昌都的回應。
昌都一戰 殲6000藏軍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戰役」打響,歷時19天,最終以解放軍全殲6,000藏軍主力而結束。戰後,噶廈政府無奈地在1951年3月派代表進京。經過兩個多月的商討,中央及噶廈政府達成史稱「17條」的「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也就是西藏高度自治的「基本法」。在這之前,毛澤東這個「以打促談」的策略也曾在解放時期的平津戰役中對國民黨大將傅作義起過極其關鍵的作用。
此後,在尊重「17條」的精神下,中央不斷施德於西藏,希望可以改變14世達賴喇嘛及其手下貴族的思維,使其逐步改革滅絕人性的農奴制度,可是中央的一番苦心卻被他們宣傳為軟弱無能。
1952年,在英、美勢力的教唆及支持下,達賴喇嘛默許底下一些高級官員煽動不知內情的西藏百姓,以非法「人民會議」名義不斷興風作浪,逼迫解放軍撤出西藏,史稱「驅漢事件」。面對這些愈演愈烈的分裂行為,中央政府起初是以忍讓為主,但這些分裂分子似乎忘了「昌都戰役」的教訓,氣焰囂張,惡行愈演愈烈。至此,中央唯有派出中央駐藏大員直接向達賴喇嘛施加重大壓力,達賴喇嘛無奈出手制止,事件才得以暫時平息。
達賴叛變 中央出手平叛
有人奇怪毛澤東為什麼不趁機派重兵入藏,直接取締噶廈政府,立即推行民主改革。毛澤東說:「西藏由於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地方的17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以為可行時,才能做出決定,不能性急。」
可是,毛澤東的懷柔政策最終不但並沒有迎來預期中的「條件成熟」,反而孕育了1959年3月達賴集團的武裝叛變。最後,解放軍大舉出動,以鐵和血把號稱「四水六崗」的叛軍掃滅。3月28日,中央果斷地宣佈廢除堅持農奴制度的噶廈政府,立即著手組織地方自治政府。從此,100多萬一直過著連牲畜也不如的悲慘生活的農奴翻身成為國民,享受與其他人一樣的權利,西藏從此進入穩步發展時期。
如果你在過去幾年到過西藏的話,就會感覺到拉薩與西藏其他地方的現代化發展直逼沿海城市。倘若中央當初是只德不刑,有賞無罰,恐怕噶廈這個恐怖農奴政權到現在仍然存在,何來今日西藏同胞的繁榮幸福?
以史為鑑 港獨死路一條
1997年,香港以國際大都市的身份在舉世矚目的情形下回歸當時還處於發展初階的祖國。當時,所有的香港人都自信心滿滿,很多更衍生出不可一世的錯誤心態。出於血濃於水這份民族感情,中央對這個被搶走了百多年,剛重歸懷抱的「兒子」呵護備至,寵愛有加。在過去10多年,從亞洲金融風暴到支持香港擊退國際金融大鱷,從「沙士」後的奄奄一息到內地旅客湧港救市,從CEPA到紅色資本來港撐起經濟,哪一樁、哪一件不是中央主動對香港人盡力支持與悉心照顧?
可惜的是,雖然大多數香港人懂得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福份,對中央的仁政心存感激,但卻有不少人似乎患上了「後殖民地精神分裂症」,一方面吃中國共產黨的糧,另一方面卻罵中央的娘,當中更有些人竟然背祖棄宗,企圖把所有香港人拖進港獨的不歸死路。
以古能夠鑑今,古事當然可以今用。中央在考慮2047年前香港的全局縱深管治時,可會參考西藏的「昌都戰役」與「1959年平叛」的歷史經驗,使以香港為家的中國國民少受一些擔憂與苦楚?
缺刑重德 亂局不克!
原載:堅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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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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