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加拿大聯合記者會上,加拿大新聞網站IPolitics記者康諾利對加拿大外長狄翁提問:「為何加拿大要與人權問題受到關注的中國保持更緊密合作關係?加拿大應如何利用這種關係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狄翁回答之後,中國外長王毅當面訓斥記者的提問毫無根據,充滿了對中國的傲慢和偏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加國總理杜魯多之後向中國外長與中國駐加大使表示不滿,他鼓勵傳媒要繼續提出尖銳的問題,因為言論自由不容踐踏。
指責王毅純屬吹毛求疵
王毅訓斥記者的行為被批評為失儀及失格,筆者不以為然。一方面,加拿大記者的提問對象是狄翁,王毅沒有打斷記者的問題,亦耐心靜待狄翁回答後才利用自己的發言時間發表意見,已經充分展現出外長應有的風範,何來失儀之說?另一方面,王毅是受邀來到加拿大參與中加外長年度會晤,加拿大記者卻於記者會上企圖令中國難堪,難道王毅作為客人受到這種對待又是理所當然?筆者認為是非對錯已經昭然若揭,那些對王毅的指責純屬吹毛求疵。
其次,王毅之所以抨擊加拿大記者,是源於記者所問的問題不合邏輯。中國的人權狀況屬於中國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涉,所以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中國的文化向來傾向保守及忍耐,官方通常只會在美國發表人權報告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之後做出回應,但很少會有官員在國際場合主動回應對中國的批評。由此可見,今次王毅是有備而來的。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他要藉此向外界表明中國政府不再採取被動的立場,警告各國不要因為中國人民謙遜和沈默等美德而對中國國內事務無休止地評頭論足。
記者職業操守令人懷疑
而加拿大記者引用李波事件來說明中國的人權問題更是失當。李波事件早已告一段落,從法律角度而言,中國政府並無觸犯任何內地及香港的法律。 加拿大記者無視法律的要求,並且故意將人權問題與李波事件相提並論,提出的問題非常幼稚。有媒體以「新聞自由」為加拿大記者辯護,認為王毅的回應侵犯了新聞自由。記者報導的宗旨向來是披露事實的真相,但現在加拿大記者依據李波事件對中國作出沒有法律依據的指控,有道聽途說、斷章取義的嫌疑,其職業操守實在令人懷疑。
至於記者提及的人權問題的其他方面,她的指責亦有失偏頗。首先,中國與西方在文化、歷史、經濟發展水準和國際政治地位上有著較大差別,對人權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把需要從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美國丹佛大學人權研究專家伊謝教授在其《人權的歷史》一書中則將人權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前啟蒙時期;第二是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第三是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第四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不斷進步,人類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然後才會有更高層次的追求。
中國人權發展明顯進步
由此可見,人權概念的發展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家對人民權利的保障也應該有先後次序。中國目前仍是發展中國家,要求中國現在的人權水準達到西方國家的水準,是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北京大學吳飛教授提出,若要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作公正評價,不妨縱向觀察中國人權發展是否取得明顯進步。王毅的回答,正是縱向論述了中國人權發展的巨大進步。
各異的文化背景也可能產生對人權的不同解讀。中國文化中有比較強的集體主義意識,提倡集體優先於個體,義務優先於權利。此外,《論語》中蘊含著「先富後教」的思想,說明儒家對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權重排序是非常明確的,即應該在保證人民生存權的基礎上實現人的發展。
西方標準評價中國事件
反觀記者的提問,實際上是在用西方的人權標準評價中國的人權事件。前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曾談到,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無端攻擊別國,將本國和某一地區的人權標準強加於別國和其他地區的做法,是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的行為。筆者認為, 這次的提問是西方價值體系對中國發起的又一次態度蠻橫的攻擊,也無怪乎外長王毅直斥記者的提問。
再者, 加拿大記者的質問暗示加拿大的人權狀況更為優越。其實不然,加拿大在人權方面絕非無可指摘。眾所周知,英法等國的殖民擴張史也是殖民地原住民的血淚史。殖民者攫取了大片原屬原住民的土地,並殘殺了許多原住民。第一部《印第安人法案》規定印第安人必須居住在貧瘠、狹小的2250個「保留地」上。即便如今,仍有人權專家指出,加拿大作為多項聯合國人權條約的締約國,卻未能保護土著婦女並根據法律為其提供有效補救,嚴重違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筆者看來,加拿大與其攻擊中國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倒不如分享自己在維護人權方面的經驗,與中國互幫互助,共同促進人權保護。
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更諷刺的是,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一方面抨擊中國人權問題,另一方面卻又積極跟中國發展經貿合作關係。目前,中國已成為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加拿大也成為中國公民旅遊、留學、投資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中加關係面臨重要發展機遇。加拿大政府不願也不能放棄與中國發展貿易的機會,自然也就不敢輕易得罪中國政府。聽其言而觀其行,不難發現加政府的言行兩相矛盾,顯示其道貌岸然的「偽君子」面貌。
除此之外,一些港人利用王毅的回應小題大作、借題發揮,他們聲稱中國在外交上強硬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中國將不貫徹「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 從回歸後近20年的發展歷程看,這種擔憂似乎有些多餘。經濟方面,傳統基金會連續21年將本港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法治方面,在《2015-2016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的司法獨立情況在全球約140個司法管轄區中排名第四。從這些排名可以看出,「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良好,香港引以為傲的經濟競爭力與法律制度在這十九年間並沒有重大改變。至於一些微小的改變,只是現實所需,也在意料之中。一個通情達理的人,理當意識到回歸會給香港社會帶來一些變化,期待社會完全保持原樣實在是天方夜譚。
勿抹殺兩國努力的成果
筆者提醒這些港人不要「輸打贏要」,敵視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的所有政策,認為中央政府侵入了香港政府的管治,嚴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可是,君不見中港兩地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為香港經濟帶來了豐厚利益及發展機遇嗎?或許因為這類型的「入侵」對香港的發展大有裨益,所以並沒有港人大力反對這些對香港百利而無一害的政策。
再舉一個體現港人矛盾反應的例子,2003年沙士重創香港經濟,中央政府於同年立刻開放自由行,使香港經濟復蘇。十三年過後,部分港人卻不遺餘力地批評自由行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這些港人選擇性地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能正視多年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庇佑和給香港帶來的好處,這些行為近乎忘恩負義,筆者不敢苟同。
總的來說,王毅怒斥加拿大記者的舉動是一次揚眉吐氣、義正詞嚴的回應。中加外長會晤的主要目的是商討中加兩國如何通過在各個範疇的商貿合作,推動雙方的經濟發展。那麼,中加兩國應本著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集中討論相關議題。加拿大記者轉移視線,提問人權等敏感話題,只會抹殺兩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成果,筆者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這種局面。
錢志庸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圖:文匯報
http://trans.wenweipo.com/gb/news.wenweipo.com/2015/08/08/IN15080800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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