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乃秦孝公的先祖。在位期間，他廣納天下賢士，先後重用楚國百里奚、宋國蹇叔、戎族由餘等人總理國家政事，致使偏處西陲的弱秦國力大增。其後秦穆公向西兼併二十個小國，稱霸西戎，又兵出函穀關，與中原霸主晉國爭鋒。可惜秦穆公死後，嗣君不爭氣，導致四代亂政， 把秦國折騰至奄奄一息。 內亂既生，外敵當然乘勢而起。地處秦國東面的強鄰魏國見此千載良機，出兵攻秦，趁勢把函穀關連黃河以西的大片秦國土地攻佔。秦國抵抗乏力，只能龜縮在關中隴西一帶，掙扎求存。

欲爭天下者 必先爭人才

秦國軍民在苦苦支撐數代之後，終於迎來了秦獻公這位意欲作為的君主。秦獻公為王子時，曾長期以人質之身落魄魏國，備嘗艱苦。因此之故，他在回國即位後惕勵自省，誓以振興秦國為終生目標。在秦獻公的努力下，秦國內政雖比前稍好，可惜他勇有餘，謀不足，陷入內有權臣掣肘，外有敵人步步緊逼的交煎境地。西元前362年，秦獻公因勞碌過度，鬱鬱而終。 秦獻公死後，子嬴渠梁繼位，是為秦孝公。秦孝公曾親眼目睹父王奮力拼搏多年，但秦國依然不能擺脫貧窮羸弱、落後挨打的困境。因此，他即位後殫精竭慮，苦苦求索富國強兵之道。最後，他覺醒如果沒有經國濟世之大才相助，另闢蹊徑，那自己就只會重蹈先王的覆轍，不但強秦的願望難以實現，秦國的前途也會斷送在自己的手裏。 秦孝公當時雖然只有20來歲，卻深明「欲爭天下者，必先爭人」這個道理。在不變革便滅亡的壓力推動下，秦孝公放下身段，向各國廣發求賢令。身在魏國的法家名士商鞅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秦國。 在隨後的20多年裏，秦孝公與商鞅君臣攜手，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激烈徹底而又最成功的一場政治改革，史稱「商鞅變法」。 此場變法不但使到本已搖搖欲墜的秦國一躍成為強國，替代了魏國的霸主地位，更為秦國打下日後一統華夏的堅實基礎。

務實不空談 建東方之珠

二次大戰後，我們的父輩敏銳地抓緊各國戰後重建的大好時機，焚膏繼晷，胼手胝足地埋頭打拼。那一代人深諳幸福不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從來都是多幹事，少埋怨，務實不空談，咬牙投身建設。30多年下來，他們不但把被戰火盡毀的家園重新振發起來，更一舉將香港打造成為享譽世界的「東方之珠」。 1984年至今，香港從港英政府的專斷殖民歲月過渡到民主開放的特區年代，經歷了不少的跌宕起伏。在這期間，香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迎來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及蓬勃的經濟商機，市民賴此得以安居樂業。可惜有些人在享受安定繁榮的同時，卻被英國刻意散播的「放縱病毒」蠱惑，慢慢滋生出「幸福是必然」的可怕幻象，漸漸迷失常性。 在董建華執政的關鍵開局7年，特區政府本應當機立斷，採取有效行動，把英國所插種下的「破壞病毒」徹底清理。奈何他智謀不足、眼光短淺、好謀無斷，致使大部分所推行的政策都是親痛仇快，外國勢力則趁機在各個界別長驅直入，從容周密地進行立體化滲透。當升斗市民也對此有所警覺時，滲透團夥早已培植了眾多社會蠹蟲及失敗者為死士，更煽動了大批年青蠢材去當炮灰。曾蔭權隨後主政，不知何故，8年來對危局不聞不問，縱容敵人把特區政府的外圍防守陣地摧毀殆盡。敵人此後枕戈待旦，只等新特首上臺後發動總攻。

小慈悲不足以教化虎狼

2012年，國家新一屆政府登場，敲定了梁振英接任為特首。習近平主席掌舵之初，即以秦孝公的眼光謀略、漢武帝的儒法並用手段，在內地推行新政。如果梁特首對國家大局有一個比較深闊的瞭解，同步在香港借勢反攻，當時實在是撥亂反正，重握主動權的大好契機。可惜梁特首心存小慈悲，只行儒家之道，對虎狼之輩採用教化之術，致使本已猖獗的敵勢愈加囂張，身陷亂局的市民倍感憂戚。 現在敵人已經坐大，更對特區政府步步緊逼，毒招頻出，妄圖畢滅梁之功於一役。反看梁特首，他雖擁有龐大行政權力，卻不善發揮，弄至特區政府聲勢日蹇，步履蹣跚。居安尚且思危，可況現在？如果建制派在今年九月份的立法會選戰中稍有偏失，特區政府馬上有倒懸之危。影響所及，梁特首縱然在明年成功連任，也會是舉步維艱，坐困圍城。 習主席近四年來在國內外斬將破關，成績斐然，掌權已穩。梁特首因緣際會，絕無後顧之憂，再不因勢利導，改弦易轍，更待何時？倘若梁特首能細讀法家《韓非子》、兵家《孫子兵法》與縱橫家《鬼谷子》，參透「刑德二柄」、「虛實奇正」 與「縱橫捭闔」等智慧，則安內清外，重演「商鞅變法」，絕非奢望。梁特首可有意乎？詳情下次續談。 圖：無綫新聞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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