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內外複雜原因，香港特區多年來經濟發展模式不斷固化，逐漸失去活力，至顏色革命與新冠疫情時更幾乎陷於停頓。當時，特區政府動用累積多年財政儲備，以大水漫灌的方式救市，直接向全民及各行業派錢，而不是以工代賑，如內地政府般趁機改造經濟結構，升級產業。一輪操作下來，香港的財政儲備雖然豐厚，可旦旦而伐，就算是金山銀山，也難擺脫財政赤字的有噩夢。
雪上加霜的是，期間除紀律部隊與緊急服務部門外，所有其它政府部門與公營機構基本上都被「在家工作」，處於停擺的狀態。正所謂上行下效，大部分行業也因此處於半休息狀態，生產力銳減，市民依賴性漸增。當疫情過去，社會重新開關時，特區政府突然發覺，手上的財政儲備已經耗費不少，而社會就原地踏步，仍如3年前般沒有絲毫改變。
內地受疫情衝擊的程度不比香港輕，各級政府的抗疫手段絕對比香港嚴謹得多，有些城市在備受病毒蹂躪的同時還要抽調人手與資源援助香港，但現在知道，他們的發展與前進步伐從來沒有停止過，只是如鴨子游水般暗中用力。疫情剛過去，上海便於2023年4月舉行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在展覽會上，中國汽車企業所推出的電動車只能用技驚國際、石破天驚來形容，暫態吸引了所有西方汽車業巨頭來華觀摩學習。2023年，中國的汽車出口第一次超越日本，躍居世界首位。關鍵是，這個成績是如何幹出來的？
深圳的表現也不遑多讓。2022年10月，疫情還沒有完全過去，現已成為旅客熱門打卡點，擁有被昵稱為「深圳之眼」的換乘中庭的崗廈北站投入服務，驚艷世界。2024年6月30日，橫跨珠江的深中通道如期開通使用，工程完全沒有因疫情而出現延誤。這些事情證明，內地於疫情期間並沒有「在家工作」，而是趁機在建設與發展道路上狂飆，一騎絕塵。同是中國人，內地與香港的分別為何如此之大？重點正是創新敢闖。
春秋戰國時，常年流亡在外的秦獻公回國，最後當上了國君。目睹秦國貧窮落後的狀況，獻公躊躇滿志，銳意改變國家。他焚膏繼晷，日以繼夜、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卻因思維短窄，方法因循，導致國家變而不興，又因捲入連年戰爭，國勢由弱到危。西元前362年，獻公去世，子秦孝公繼位。
孝公面對著外有強敵環伺，內有權臣把持，國家積貧積弱的險峻局面，知道若不革新思維，另闢蹊徑，就決無出路。他於是一改其父的僵化做法，求賢於天下，終於求得法家大才商鞅，聯手打造了使羸弱的秦國脫胎換骨的「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各種前無來者政策與措施洋洋灑灑，但核心部分不外乎上下同欲、革新政治組織與經濟結構、招賢納士，網羅天下才俊、緊貼「刑德二柄」（賞罰分明）原則4點。
具體上，君臣兩人在政治上以「唯能者居之」的中央集權政體代替落後的世襲分封奴隸制度，在經濟上則執行與軍功和農業產量掛勾的封爵制度來調動百姓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們堅持用人唯才，實事求是地賞功罰過，能者上，庸者下，讓能人在崗位上發揮積極作用。「商鞅變法」實施了20年之後，秦國便如奇跡般脫胎換骨，躋身強國之列。
自中央送來了《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兩部大法，特區政府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後，本港已經完全走出了「港獨」作亂的桎梏。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明確表示，如今國家安全形勢已經穩定下來，接著下來，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拼經濟、拼發展。特區好不容易丟掉了背負了近26年的包袱，可以輕裝上陣，就應該加把勁，追回過往失落的東西。
兩年多以來，李家超政府展現了與過往歷屆政府截然不同的朝氣與決心，果斷行事，以追求結果為目標，因而取得了包括發展北部都會區、打擊濫用公屋、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等好成績。不過，在這些使人鼓舞的消息當中，也有一些有長遠負面影響的事情，最新的例子就有獲政府注資兩百多億的「西九龍文化區」因花錢如倒水，需要售賣房地產續命。香港郵輪及遊艇業協會因啟德郵輪碼頭長期管理「未如理想」，來港郵輪日漸稀少，故而撤出香港，遷冊到新加坡等。
傳統智慧告知我們，兵隨將走，一個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的表現，完全在於局長與部門首長的擔當與能力。幸運，我們出了如孫玉菡、羅淑沛、何佩珊等能官，但幸運並非必然。
現今香港，面對著全國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其它10個朝氣勃勃的城市的競爭，如果不在頂層官員「下猛藥」，知人善任，香港如何能在已經落後不少的情況下脫穎而出？怎樣能依循第二十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奮力挺進？如果沒有出色的猛將統領各部門，恐怕會使李特首的努力事倍功半。以史為鑒，可知興替，秦獻公與秦孝公兩個例子，猶如指路明燈！
文章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報立場
原圖：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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