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管局力促銀行所推的電子支票服務面世至今七年多，使用率持續偏低，今年以來涉及港元結算交易筆數每月只維持2萬幾到3萬多宗，不足傳統紙本支票的1%。每次只要談及創新大家都慣性思維，高度依賴於政府，縱觀世界，但凡關於科技創新從來都是企業做主角，政府只是扮演推動劇情的角色。

舉個例子，在內地2000年初的時候，支付寶、財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機構相繼成立，開始為線上化商業活動提供支付渠道，隨着市民生活方式的變化，在網絡購物、微信和支付寶錢包、線下掃碼支付等不同時期不同推動力的作用下，第三方支付交易規模經歷高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為保障行業長期有序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確認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業務的合法性地位，在 2020年，第三方流動支付與第三方互聯網支付的總規模達到271萬億元支付交易規模，使得中國的支付市場成為國際領先的支付市場之一。

再舉一個例子，美國技術的早期發展經驗是由少數人主導的，幾乎沒有正式的科學背景。到19世紀80年代，依靠企業驅動，美國實現了創新的重大轉型。曾任麻省理工學院副校長和工程系主任的范內瓦·布殊，在1945年就給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他指出發明創造可以挽救生命、提高生活質量並創造就業；政府不應該直接搞科研，政府指揮將阻礙科學探索，從此之後，美國聯邦政府雖然大量撥款給國防研究委員會，但美國政府甚至包括軍方在內都無權干涉這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決定，這一方式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推動美國產生各種科學創新，直至今天也為美國奠定科學創新的地位。

有需求之後由企業去推動

從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無論是內地的電子支付，還是美國早年的科技創新，全部都是有需求之後，企業或者機構去推動，而不是政府。也正是如此，國家為了提高科技創新，前兩年就發佈《關於制定「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政府大力推動企業技術創新。

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技術創新靠政府去推動就能成功的。但偏偏在本港不少人只要一提及科技創新，就首先把眼睛投向到政府，看政府怎麼做再決定下一步的打算。實際上政府就好像一個球賽的裁判，它的職責是營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去促進球員發揮出高水平，利於他們去踢好每一場球賽，而不是由裁判自己去踢。就好像這次的電子支票正因為由政府主導，所以有這個果。如果我們要真正改變現狀，那就要摒棄掉以前的慣性思維，把第一生產力的職責還是留給企業來主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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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香港金融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