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修例風波中，極具符號性質的港英龍獅旗時常出現在大小示威遊行和暴力現場。關於那些香港青年，我常想像面具之下一臉稚嫩，是以怎樣的表情揮舞那面記錄著民族屈辱的旗幟。
在殖民統治時期，「中國人」三個字不曾令港人焦慮或迷惘。殖民政府管治體系等級分明，最多做到高級華人、華人精英。位同洋人都談不上，更別說準你做洋人。150年漫長的殖民統治，直到1987年回歸前，英國政府才忽發慈悲，開始向港人發放英國（海外）（BNO）護照，此舉更多是搞分化的撤退策略，和近來英國大打BNO牌支持黑暴的無恥行徑同出一轍。那護照上刺眼的「海外」兩個字，正是「宗主國」對香港人再清晰不過的身分界定，只是仍有部分持BNO護照的港人當那是身分的象徵，實在是自取其辱、自失身分！更為諷刺的是在回歸近24年後，「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成了部分香港青年，甚至從未經歷過殖民統治、回歸後出生的新一代，理不清、想不透的人生課題。我們的青年怎麼了？是甚麼讓這些香港人沒了根？又是甚麼切斷了這些香港青年的民族血脈，抽空了中國魂魄？
近代中國遭受列強侵略，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對前所未用的挑戰和威脅。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國進行了500年的殖民掠奪，實現自身現代化崛起。發展到明清時期，中國便成為西方殖民帝國最後要攻佔的堡壘。清朝乾隆盛世，當然有底氣有自信拒絕英使馬戛爾尼的無理要求。只是東方古國盛極而衰，那「自尊自大」便成為「閉關鎖國」、走向衰敗的關鍵。及至晚清，國人在大英帝國，東印公司走私鴉片的荼毒下，一厥不振。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清王朝戰敗，自此開啟了割地、賠款、賣國、不平等條約等喪權辱國的近代屈辱史。自乾隆盛世到1840年，期間不到50年，古老帝國的崩塌何其迅速！這對天朝大國的打擊何止是領土和國家利益，更深重的打擊還在精神和自尊。當時的有識之士也有洞察危機，醒覺國家落後，如魏源、龔自珍、林則徐等，但已無力挽狂瀾。大小戰爭節節敗退，中國人受盡屈辱打擊，卻始終堅持發奮圖強，所以有洋務運動，有「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戊戌變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可以說，近現代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國學習西方，追趕西方現代化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有因自尊而自大、因自尊而自卑自賤，當然還有因自尊而自強。自大影響學習，不會進步；自卑自賤則是失敗主義；只有自強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尊。重建自尊自信談何容易！在這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中，香港雖被英國殖民統治，滾燙的中國心從未與祖國真正分離過。
新中國的集體自尊，重建於共和國首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是志願軍用鮮血換來的。當年在香港的愛國商人、愛國工會，也都義無反顧為維護國家尊嚴，突破封鎖，運送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喪權辱國的慘痛經歷使我們對國家利益特別敏感，維護民族生存，國家發展，以及經濟財富的意識特別強烈。而維護國家利益更深刻、更重要的就是維護國家集體尊嚴。無可否認，過往追趕「西方文明」，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將西方經驗和「文明」視作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也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
百多年屈辱史，不能忘記在國人前赴後繼尋求救國的道路上，為維護民族自尊而作出犧牲，勇敢抗爭和自強不息的志士仁人！我們要向那些在艱難卓絕的環境下，仍不失信心，抵禦外侮，反英抗暴，支援國家建設的民族脊樑致敬！歷史證明封建帝制或是資本主義都無法解救中國，惟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讓中國人民擺脫落後和屈辱，從廢墟中爬起來，在挫折中成熟起來，在世界的交鋒中重拾自信。這是一條中國人自己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人民物質生活與文化自信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信這都是內地同胞的切身體會。
反觀香港問題，也有不少香港人與祖國發展嚴重脫節，對於新中國的認知比較膚淺，道聽途說多過親身感受。「一國兩制」實踐之初，內地和香港被簡單化為「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認為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最佳維護與落實，這符合當時的背景。那只是對換了國旗必然愛國，「高度自治」必然以「一國」為前提的理想預期，顯然過於樂觀了。到了零三年七.一事態後才開始覺悟。香港擁有一個完全開放、不設防的信息網絡，我們的青年不斷地被灌輸兩類信息：「西方民主如何好」和「社會主義如何壞」，並且以此為方針，在教育、媒體、管治方式、以及文藝等各方面持之以恆的滲透。加之反對派煽風點火，蓄意扭曲「一國兩制」，總以「高度自治」、國際標準為由，對祖國避之不及，逢「中國」必踩。不誇張地講，回歸後的青年仍然在被動接受殖民教育，部分便成為「顏色革命」的助燃劑。截止2020年底，修例風波中有超過一萬人因為涉暴被捕，其中四成是中學生，這是對香港全社會，特別是教育界的沉重審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個教訓，徹底改革，拯救我們的孩子。
回顧香港教育發展，開埠之初殖民政府將香港原居民認定為社會階層很低的「流民」，不具備接受義務教育的價值。1897年時任港督希望港人精通英語，遵守英國的律法和憲法，忠心於英女王。基於此，逐步開始推行英語教育，記錄顯示訓練華人學好英語方便從事雜工、抄寫員、翻譯員等職業。英國一方面推行英語教育，一方面著力防範民族主義思潮。特別是1920年代以來內地革命對香港工運的影響，讓港英政府面臨巨大衝擊，當時便有校長提出不要讓中國人讀中國史，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國家的來龍去脈，民族情懷就會出現。1900至1911年，記載顯示有超過七成人無機會接受教育，政府用於教育支出的稅收也只有1.4%至2.4%。受六七反英抗暴及民間壓力，港英於1970年代初開始推行九年強制教育，以期通過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青年福利等培養歸屬感，化解港英政府的認受性危機。教學仍以英文為主，傳統愛國學校更是長時間被排擠在政府資助系統之外。可見港英政府在港實行的教育方針始終是以有利於殖民統治為目的。
香港的教育政策雖然隨時代需要而有發展更新，但唯一百年不變的是國民教育的缺席，造成青少年普遍國民意識的薄弱。香港回歸後卻沿用殖民時期教育體制和施政理念，這就讓別有用心之徒鑽了空子，實施逆向愛國主義教育。回歸後成長的一代青年學生，從反對國民教育發展到最終走上街頭，搞港獨、暴力、攬炒，將賣國求榮的英美代言人奉為偶像。如此教育顯然出了大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目前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是否與「一國兩制」相適應，是否能夠培養出愛國愛港的棟樑之材。另外，香港早已推行兩文三語教育多年，中文（粵語）與英語同為官方語言，然而以公務員隊伍為例，在工作中更為推崇英文，刻意邊緣化中文的使用，以能操漂亮英語為優越，更有以不懂中文為榮的做作。語言即是文化，這何嘗不是戀殖思想在作祟？我們當然應該鼓勵學習外語，也可以懂外語而自豪，但絕不能以此作文化上的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淘汰，作身分認同。港人身分的自信難道來英語，來自殖民歷史嗎？由此可見文化殖民令人意識扭曲變態，影響深遠。
回望回歸前，內地和香港制度上的不同，也沒有阻礙經濟上的合作發展；意識形態對立也沒有造成同胞之間太多思想和文化上的誤解與隔閡。國家觀念、國民意識從來不只是主權維護和憲制責任，還有文化認同、傳承與尊嚴。愛國教育，不是一門叫作「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的學科，而是流淌在每一個公民血液裡的熾熱虔誠的家國情懷，當血脈相通，匯聚在一起所形成的社會向心力，就是對青年們最好的愛國主義教育。所以，在我們質問香港青年為何不愛國時，我們要首先思考是甚麼阻礙了培養香港青年的愛國情懷？教育青年的老師愛不愛國？管治社會的高官、公務員愛不愛國？掌管輿論大權的媒體愛不愛國，更要問一問回歸後沿用港英政府的各種制度到底愛不愛國！如果這個社會運轉的邏輯出了錯，我們又有甚麼資格責備青年？
原圖：吳秋北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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