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召開，連毛澤東在內，參加會議的代表共有12人，全國黨員數目總共不過區區58人。（截至2018年年底，中共黨員的數目已經增加了近160萬倍，達到驚人的9059.4萬，超過德、法、英等大國的人口。）當年誰又會料到，這個毫不起眼的政黨在28年後竟然能夠替代根深葉茂的國民黨，建立新中國，更在建黨99年後的今天帶領國家一洗百多年來被欺負、踐踏、掠奪、瓜分、屠殺的血淚恥辱，重拾民族尊嚴。

一路走來，中共展示堅定的信仰及出人意表的生命力，遇打擊越大時則迸發出越頑強的意志與信念，數次在遭受幾乎滅頂的挫折後卻能夠奇跡般地把革命火種重新煥發。可惜的是，香港人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近乎空白，這可能是不少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在回歸20多年後仍然抗拒「一國」，只談「兩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香港人能夠通過一些真實歷史事蹟了解到中共如何建立以及撐起新中國的艱辛歷史，他們的認知與觀念就一定會有積極的改變。

要了解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就是一個非常恰當的起點，就如毛澤東所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長征，就沒有以後的中共，也沒有新中國。當我們對中共在長征路途上所遭遇到的肉體及精神上的極限磨難與考驗有所認識時，就會對他們能夠領導新中國克服一個又一個內外挑戰的原因有所掌握。如果香港的泛民「港獨」分子曉得這一段歷史，也就會知道在中共面前，自己的所謂「時代革命」連笑料也算不上，美國的所謂顛覆策略只是小菜一碟，未曾開始就已經註定失敗。

在2019年紅軍長征出發85周年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長征永遠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更強調要繼承及弘揚好偉大的長征精神。由此可見，長征對國家的分量有多重。古為今用，長征的歷史故事不但驚險動人，當中展現的無畏精神、視野智慧、兵法計謀與解決困難的策略正是香港人與特區政府失落已久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重拾。

1931年底，在毛澤東、朱德等人的領導下，紅軍先後打退蔣介石軍隊的第一、二、三次「圍剿」，把位於贛南、閩西交界地區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擴展到21個縣近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50萬，局面大好。1933年初，蔣軍約16萬人對中央蘇區發起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原名秦邦憲）褫奪了軍隊指揮權，只是一個負責二線民政工作的中央蘇區政府主席，反「圍剿」戰事由周恩來及朱德負責指揮。不過，周、朱二人繼續使用毛澤東前三次的運動戰戰術，紅軍在不斷運動中掌握戰鬥主動權，伺機集中力量殲滅敵人落單的部隊，不久便又打破了這次的「圍剿」。

1933年9月，惱羞成怒的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200架飛機，對中央蘇區進行更兇狠的第五次「圍剿」。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到達了中央蘇區，很快便通過不懂軍事的博古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問題是，李德不懂中國，只知照搬歐洲正規戰爭的經驗，又不實地考察地形，一味依靠地圖瞎指揮。他沒有考慮到紅軍前四次的反「圍剿」勝利其實是建基於毛澤東所創建的運動戰，也無視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敵人的現實，教唆博古打陣地戰，與蔣軍硬碰硬，結果陷入了乞丐與龍王比寶的絕對不利局面。

戰事進行了不過幾個月，紅軍已經傷亡慘重，中央蘇區更被壓縮到只有原來面積的一半。1934年7月，蔣軍分兵六路，開始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面進攻，意圖一舉消滅中共中央。博古與李德不總結經驗，也不吸收教訓，竟然愚蠢地也分兵六路抵禦，結果節節敗退，局面岌岌可危。8月，中央蘇區守無可守，不走便死的形勢已經非常明顯，可心存僥倖的博古跟李德又拖了一個多月才下定決心。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8、第9軍團及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戰略轉移，準備到湘西地區與紅2、紅6軍團會合。紅軍第24師及地方武裝共1.6萬餘人則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以此迷惑及拖住蔣軍的「圍剿」主力。被稱為人類軍事史上歷時最長、最眾寡懸殊、經歷最艱險而最後勝利完成的一次無後方支援戰略轉移由此拉開序幕。

原載：點新聞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012/09/AP5fd05a3ee4b0fde037039c25.html

原圖：新浪網圖片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general/2016-06-21/detail-ifxtfrrc4036633.shtml